殉国名将――左权(6)

刘志兰两颊绯红，她爱慕这位威镇华北的副参谋长，又见总司令有意做“月老”，便低着头表示：“愿意听从总司令的安排。”

朱老总摆摆手，笑着说：“打仗，我是总司令，你听我的；找对象，你是总司令，我听你的。不要以为是总司令当介绍人，就委曲求‘权’了。”

朱老总风趣幽默地为这对有情人牵上了红线。

1939年4月，左权和刘志兰在八路军总部驻地北村结婚。

左权和刘志兰结婚后，彼此互敬互爱，感情笃厚。1940年5月，刘志兰在总部医院驻地生了一个女孩。左权得讯十分欣喜。但是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生活十分艰苦，刘志兰在月子里奶水不够，娃娃饿得直哭。左权整天忙于军务，有时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更无暇顾及妻子，就连孩子出生时，也没有时间去看一看，妻子很有意见。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在孩子出生一个多月后，左权抽空回到窑洞去看母女俩，一进门就高兴地抱起孩子逗了起来。妻子绷着脸，背对他坐在炕上一声不吭。见此情景，左权走过去，妻子冷不丁从左权手里夺过孩子，冒出一句话来：“你还记得有我们娘俩？”

左权心里明白，好长时间没来看孩子了，鬼子频繁“扫荡”，她这样刚生孩子不久的女同志，一个人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在山沟里东躲西藏，吃不好，睡不安，担惊受累，怎能没有怨言呢！左权又轻轻地把哇哇直哭的孩子从妻子手中接过来。

坐在妻子身旁，左权想说几句安慰的话，又不知从何说起。夫妻相对，一时沉默无语。左权打破沉默，就说：“志兰，你知道吗，最近刘、邓指挥一二九师又打了个大胜仗，消灭鬼子两千多！你担心会被鬼子糟蹋的庄稼，一粒也没让鬼子抢走，全都保护下来了。”

丈夫一开口就三句话不离本行，刘志兰听了又好气又好笑，不好意思地望着他：“真的？”

左权考虑到百团大战马上要开始，刘志兰和女儿随总部指挥机关行动有许多不便，就和刘志兰商量，让母女俩随一部分同志回延安。

临行前，左权抱着不满百日的爱女合了个影。他请了一位挑夫将她们母女一直护送到黄河边，自己却因工作繁忙，只送到村口就转身返回了。

刘志兰回到延安，先后在保育院、中央研究院和党校三部等单位工作和学习，左权总是注意从政治上勉励她。对于她因孩子拖累、担心影响自己进步而心情不好迁怒于他的事，没有一句责难的话。他给她写信，多次说到：“自北北在你肚子里慢慢长大出世到现在，我深感做妈妈的艰难，过去没有经验，看得简单。母亲为自己的爱子爱女实在牺牲得太多了。”“远隔千里身处敌后，确实爱莫能助，你当能原谅我。”

在左权的帮助下，刘志兰心情逐渐舒畅起来，学会了正确处理工作、学习和家庭的矛盾。后来，她曾说：“向你发牢骚，刺激你，使你难过，但你体会到我的心境，除去解释与安慰之外，没有一句责难，使我惭愧。”“你眷眷的难忘的心，使我负疚更深。”

百团大战后，彭老总送一条“洋烟”犒劳左权，总部其他工作人员都说彭总“偏心”。为解决左权的“托派”问题，彭老总直接上书**。掩护总部突围，抗日名将血洒太行山。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军把注意力投向中国**领导的八路军，他们在华北地区实行“囚笼政策”，竭力强化交通，“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企图将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装入他们的“囚笼”之中，以利随时调兵“扫荡”，实行各个击破。

彭德怀和左权经过精心思考，计划沿正太铁路发动空前规模的破袭战。左权来到一二九师司令部：“彭总设想，这次破袭战的主要目标放在正太路上，而平汉、同蒲、白晋、平绥、北宁各线都要配合行动，你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担任主攻，除你们之外，一二○师和豫、绥、热的八路军、敢死队都将参加作战。”

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听完预案后，禁不住连称：“大动作！大气魄！大手笔！”

一二○师师长贺龙等将领均同意总部的设想：“这个战役非常重要，因为唯有切断日军交通动脉，华北敌后的局面才能改观；也只有狠狠痛击日军，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阴谋才能有所收敛。”

1940年7月22日，八路军总部以朱德、彭德怀、左权的名义向一二○师、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下达《战役预备命令》。左权还根据实际参战人数，给破袭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称——百团大战。

后人讲起百团大战，首先想到的是彭德怀，对左权所起的作用似乎知之不多。他们在战役中所起作用，打一个比喻，前者是总导演，后者是执行导演。

聚三军之众，战必克，攻必取，说的是霹雳大帅彭德怀。

运筹于帷幄之间，决胜于千里之外，是对左权的最好描述。

左权按照彭德怀的意图，拟定作战方案，亲赴一二九师、晋察冀军区、一二○师等参战部队驻地商量协调，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苦心策划，周密部署，完成了对地形敌情的侦察、兵力的部署、道路的选择、爆破器材的准备、对敌宣传品的印刷、军队和民众的动员、兵站的建立、粮食的储存等各项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