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的滋味儿(11)

当我将电话“啪”地一声挂上时，我的脑子嗡嗡作响，耳边似有一群苍蝇在乱飞。

我的心绪糟糕透顶，这种情绪一直影响了我的过年心情。

2001年的春节，我是在相当焦虑与烦躁中度过的。大年初一，我就与妻子吵架了。在这样的日子里吵架，是我们结婚二十年都不曾有过的。

生气呀，真生气，生真气！我生气为什么他们按官阶递增着一个个找我，让我放弃维护正义的权益？他们怎么就这样无视知识产权？他们不是一般的人，他们应该比我更清楚知识产权的重要性！我一个区区主编、作家，置于庞大的官场不过一介书生，我只不过维护了我自己应该维护的权益罢了。我维护得多么脆弱多么无助，我这种微不足道的维权，居然影响了“安定团结”，岂不滑天下之大稽！

然而，我更多想的是这件事情的背后。或许我们的领导一而再再而三地找我，也并非是他们自己的本意，他们也是受人之托。而这种始终抓住，始终希望通过行政手段来做我工作的人，怎么不会想想刘元举是个作家，他不是个想往上爬的人，他不会因为行政干预而放弃原则放弃尊严！他是个有思想有见地的人，他是个有着坚定的人生追求的人！如果我知道这个打电话的人是谁，或许我会义正词严地告诉他我的想法，我可能会与他进行一场关于知识产权、关于是与非的激烈辩论。我还想问问他，张建伟为什么不认错？他不认错你为什么偏偏想让我退出让我放弃让我吃哑巴亏？你这样岂不是害了他吗？我还要问问他：世上有这个道理吗？你的东西被人家偷了，你还得高姿态，你还不能追究偷你东西的人，追究了就不利于安定团结！抄袭人家作品的人，不就是文盗吗？其性质与小偷何异？

妻子一向是个息事宁人的人。她身体不好，神经脆弱，经不起一点压力。尤其她总是替我担惊受怕。这种担惊受怕始于我第一次去闯荡黄河源时。

那一年是1988年。那时候，是我人生的低潮时期，工作生活多方压力搞得我心灰意冷，就好像命运之神变着法儿作弄我。我们结婚就没有房子住，住在办公室里，颇有点苟且偷生之感。

好不容易给了房子，却是在边远的新乐小区而且是一楼，厢房。那个房子格局十分不合理，一条走廊曲里拐弯，我在不足四平米的小屋子里写作。屋子里采光不好，白天也得开灯。这种极度狭窄的空间带来了我内心与日俱增的压抑与憋闷。终于我决定走出去透透气儿了。

我去往黄河源时，没有告诉妻子。她只以为我是因工作需要去西安组稿。

确实我头一站去了西安，住了两天，从西安坐上了去往西宁的列车。诗人晓雷当时还在《延河》编辑部，他一直把我送到车上，而且他给我联系了西宁的著名诗人白渔先生。我在西宁见到了白渔，他十分豪爽，与我一见如故，请我到他家吃饭并给我朗读他的黄河源抒情诗。他听说我要一个人去黄河源，眉头锁紧了。他说这个季节不好，要去应该在夏季，夏季黄河源头才充满诗情画意。他说格桑花美得不得了，他说苍蝇也可爱得不得了，可以像蜜蜂一样传授花粉。他说夏天的黄河源一切都好得不得了，却独独不赞同我在这春寒料峭的三月去往黄河源。

他见我执意要去，也不好再阻拦。《青海湖》杂志社的同仁们也曾劝阻我，他们听说我从未去过高原，便给我讲了好多高原上应该注意的事项。他们特别强调了高原反应。他们确实想得很细，替我借到了一件皮大衣。那是件很厚很沉的大衣，里边是白色的长毛，如果翻过来穿在身上，我就成了一只立起的绵羊了。亏了这件皮毛大衣，什么时候想起来，我都对《青海湖》的编辑同仁们感恩不忘。

他们给我送行，我觉得他们的表情过于严肃，而这种严肃多少有些悲壮的意味，这使我对于自己独闯黄河源本来就没底的心里边，更加显得没有着落了。但是，我仍然为自己平生决定的一次冒险而滋生着莫名的亢奋。

要去往黄河源，得乘坐公共汽车。因大雪封山，从冬天一直封到春天，我在西宁汽车站买到了雪化后的第一辆公共汽车的票。买到这趟车票的人中，还有冬天时，从玉树那边过来的人，因大雪封路，他们到了这边就回不去家了，只能等到第二年大雪开化后，路通车了，他们才能重新回归家园。

头一辆车是在早晨迎着阳光离开西宁的。我的心情也随着阳光一起明亮开来。我的装束可能与车上的人不一样，而且差异特别悬殊，所以，我上车以后，就不断地有人朝我投来好奇的问询目光。有的干脆直接问我去往哪里？去做什么？

这辆车从西宁始发，终点站到玉树。我要去的是玛多县。黄河源是在玛多县境，我是从一位参加黄河漂流的人那里得知的。我对于玛多也好玉树也罢，是同样的陌生，我只知道汽车是朝前方开的，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开到，开到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将会遇到什么，会不会有危险，会有怎样的危险我是一无所知。

出了西宁城便奔上高原了。高原也是平地，在视野中是看不出来有多么高的，能看出来的只是那山体一律的光秃，偶尔有棵树，丑陋地吊在那里，与奇形怪状的山石相衬，根本谈不上诗画之意。高原的路好像不是人工修出来的，而是车轮自然碾压出来似的。那么宽阔的草场地，似乎可以任意去压，在草原中间压出来了笔直的辙线，一直通向远方。远方蒸腾着温润的气息，令人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