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的滋味儿(4)

张在他的后记中，充满得意地说这17万字他只用了10天时间就写出来了。而且，其间还写了几篇长通讯。在后记的文字中，我还看到了他所感谢的中央某部委的有关人士。并且，我知道了他这是组织上派去写柴达木，写秦文贵的，应该说是一次很重大的政治任务。

有这样的背景，一个记者还是个名记者，那该有怎样的华贵身份与优越感呀！这使我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件抄袭侵权事件的背景，并且深深感觉到我要追究起来会有怎样的麻烦和艰难！

但是，越是这样，我认为这种事情就越不应该放过。因为抄袭得太过分了，而且，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他从未找过我，连赔个礼，道个歉都没有过，这不是仗势欺人吗？抄袭明明是可耻的，他却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居然与我一同在人民大会堂领奖。这真是个精彩的玩笑！

他抄袭的这60处文字，我数了数，足有5千字。这与他全书17万字相比，似乎占的比例不算太大，但是，这60处文字全是精华呀！与他全书文字相比，就好像他找到了60处味精，巧妙点缀在没有什么味道的菜肴里。更让我震惊的是，文章中竟然将我对于柴达木那片土地的带有小资情调的独特感伤，被他写成了模范人物秦文贵的感伤。我的一些感慨和思想，也被写成是秦文贵的了。怪不得曲颉先生写了一篇非常尖锐的文章《大记者、名作家抄袭剽窃造假》。曲颉认为张将我的感受写成了秦文贵的，这显然是对英雄人物的造假，是对英雄人物的伤害。（详见曲颉的文章）

第二天，我与曲颉通了电话。我说真的让我惊讶！我真没想到张建伟居然会如此抄袭，更没想到抄袭得这么明目张胆。因为，文坛上抄袭事件以前也发生过，比如有位著名作家就因为这种抄袭被媒体披露后，影响特别坏，本来他的小说写得非常有才华，比如《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却因这种不道德的行为而将自己搞得声名狼藉。后来，他又抄袭了一次，这一次是抄袭山东一位作家。我们习惯于将这种抄袭行为说成是“文盗”。

曲颉是酷爱文学的人，他对于有名气的人也是倍加敬重。但是，张建伟的抄袭，等于亵渎了他，所以，他显得特别激动特别不能容忍。因此，他决定要写一篇文章，揭露这件事。

他认为这是非常有新闻热点与轰动效应的，他要向全国的重要报刊披露。

文章是够尖锐的了，他发出去足足20份，其中有《南方周末》、《新民晚报》、《今晚报》等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并且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从他将文章寄出去的那天起，他就开始等着回音，我也与他一样等待着媒体的反应。但是，曲颉没有等来任何回音，我倒是等来了几个电话。在曲颉文章寄出去的第三天，我就接到了柴达木书记的电话。他说张建伟给他打电话了，听说我要追究这件事情。他说张建伟让他给我说说情，别让我追究这件事。我对书记说，他这是抄袭呀。抄袭是违法的呀！书记说，张建伟到柴达木来，是我接待的呀，他是受中央某部委派来专门写秦文贵的。是为宣传我们柴达木宣传秦文贵来的，再说，你们两个都是我的好朋友，我不希望你们两个闹起来。书记苦口婆心劝了我一番，中心意思，就是劝我不要追究了。我问书记他张建伟是什么意思？

他怎么看待自己这个抄袭行为？书记的话里话外，并没有说张建伟有任何向我表示歉意或赔礼道歉的意思。我对书记说，你的好意我是理解的，但是，你让张建伟抄袭了吗？你肯定不会让他去抄袭我的书的！他的行为构成了侵权。我国已经加入了世贸，我们对于知识产权的问题应该重视起来。如果他张建伟能够认识到错误，想找我赔礼道歉，我随时会欢迎的。

这以后，不断又有电话打来，有文学界的人士也有新闻界的人士，这些人既与张建伟认识，也与我认识。他们打这些电话的目的，似乎是受了某种委托，要探知一下我的下一步举动。

我觉得这是个是非问题，一定要弄清楚的。但是，我并不想与张建伟过不去，我可以给他充分的时间去权衡，从他的书出版到我们同台领奖，到我确凿认定了他抄袭的行为，甚至到了曲颉的文章邮寄出去，已经一年多了。这么长时间他如果有一点忏悔意识，他是有足够机会诚恳地坐下来，当面赔个不是，不就了结了?甚至他可以找我们共同的熟人或朋友进行磋商来解决这个问题。

甚至在书记的电话之后，我还抱着等他张建伟给我打个电话的准备。

然而，我的一切善意均遭到嘲弄。

我始终不明白，赔个不是，承认错误对他就这样难?

3“叩问媒体：你的良知在哪里？”

曲颉的文章石沉大海。曲颉与相关媒体联系了，对方认为不好发。北京的报纸不好发，外地的报纸也不好发，就连网络也认为不好发。网络上有规定，一般不能发原稿，他们通常的方式只能是在一家报纸上发了之后，才能够给予转载。可是，哪一家报纸能够率先刊发呢？我感觉有一层很厚的冰层，在捂着盖着这件事情，要想一下子捅开，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设法去撬。而撬是需要有缝隙的，我苦于连缝隙都找不到。

我非常感谢北京一家不大的网站——益博华图书网。这家网站有位年轻记者，他充满正义感地在北京各大媒体间奔波，他呼吁披露这个令人震惊的抄袭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