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举的西部情结--《西部生命》(22)
据史书记载,敦煌文化的兴起源自中原文化人士的大量流入。早在五凉时代,敦煌就成了一个人物荟萃、名家辈出的文化昌盛之地。此间见于史传的敦煌学者就不下于50余人。
其中著述可考者达10余人。这里边有一个叫宋纤的人,他超凡脱俗,清心寡欲,不与世人交往,只身隐居酒泉南山,苦心修佛,授业弟子竟达3000余人,为佛教文化作出了贡献。
我很想找寻一下关于记载宋纤这个人的文字,可惜我没有找到。我不知道他在人生的道路上遇到过怎样的坎坷,也不知道他是否有家室是否有爱情,但是,我可以从史书上对他的极其简短的文字中理解他的精神世界。他肯定有着一种忧郁的性情。正是这种忧郁使他隐居山林,图个心绪宁静。一个人只有进入了大的忧郁境地才会获取大的悟性,才会杰出。宋纤应该具务这种东西,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真正的文人。现在绝不会出这样的文人了,因为不会再有人出山隐居了。
走进敦煌学不能不拜谒译经大师竺法护(昙摩罗刹)。他是月氏人,世代居住敦煌。他曾经跟随师傅云游过西域诸国,通晓天竺语又畅晋言,在敦煌、长安等地组织译场,翻译佛经,“德化四布,声盖远近,僧徒千数,咸来宗奉”,他的影响得到了人们的深深敬重,遂成为中国佛教史上早期的著名的译经大师。这位大师的弟子竺法乘协助译经,他虔诚地跟随法护往来于长安敦煌间。后来,他在敦煌的影响竟超过了他的师傅。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他的功绩:“西到敦煌,立寺延学,忘身为道,诲而不倦。使夫豺狼革心,戌狄知礼,大化西行,乘之力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些献身的学者,才使得敦煌变得神圣起来。
在我寻找到这些几乎被历史云烟遮没了的敦煌学子和大师们同时,我对于中国历史上的
几代统治者有了一种新的认知。敦煌学能成为丰富的矿藏,离不开他们的扶植。
西凉主李ND964执政后思贤若渴,他曾经“采殊才于岩陆,拔翅彦于无际”,他还在敦煌“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隋文帝杨坚非常信奉佛教,尊佛教为国教。公元600年,文帝下诏:“佛法深妙,道教虚融,降大慈,济度群品……故而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及偷盗佛及天尊者,以不道论。”由于文帝对佛的推崇,隋代敦煌莫高窟的镌龛造像超越了前代。如果说隋文帝对佛的推崇,那么进入唐代政权时,佛的地位更加显赫。唐太宗时佛与道并举,到了武后则天时,她专崇佛教。在莫高窟中,有好几处菩萨佛像据说就是塑的武则天。我在那个唐时建的最大的石窟中,看到了高高的墙壁上画着一幅立着的菩萨像。这是个女人,据说这就是武则天。唐代窟中的壁画大多色彩鲜艳,可是,惟有这幅画像是黑色的。在光线暗淡的黑色石窟中瞅着这幅黑色的女人巨幅立身像,不禁有种畏葸感。联想到汉武帝树立的一尊黑神,莫非武则天也崇尚黑色?我在别的有佛的地方还看到过武则天的塑像,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那种半武则天半佛的像,这种像都是色彩鲜艳的,这种色彩本身就体现着唐代的繁荣。可是,为什么这一处莫高窟中的画像完全是一种黑色调子呢?这像一片巨个的黑影高挂在这个大洞的空间,千百年来,我可以感觉出它给人带来的是怎样的压抑。
然而,武则天毕竟是一心一意信奉佛的。或许是由于她的影响,敦煌的佛寺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如:龙兴寺、灵图寺、开元寺、大云寺、普光寺、金光明等都已载入史册。一时
间,唐代的莫高窟出现了这样一番景象:“前有长河,波映重阁,”何其壮观!
“安史之乱”以后,敦煌为吐番占领。吐番政权始终不稳,无法赢得敦煌人心。但是,吐番奴隶主贵族笃信佛教,这使敦煌的佛教得以空前发展。他们大兴佛寺,广度僧尼,当时人口仅3万的沙洲便有上千僧尼。寺院拥有大量土地和寺户,从事手工业和畜牧业。在吐番统治者的扶持下,寺院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一时期的莫高窟仍然开窟不止,若按每年平均数计,其开窟镌龛速度超越了初唐和盛唐。到了西夏统治敦煌时,立国者元昊提出了“佛图安疆”的主张;一生征战的铁木真具有着真正苍狼的性情,但他却不排斥佛教道教,即便是在艰苦的征战途中,他还让道人讲道。元朝政权对于敦煌佛教的主要贡献还是到了八思巴于1246年起出任忽必烈国师,喇嘛教萨迦派十分得势,与此相应,密宗盛行于敦煌,成为敦煌寺院的主要教派,在莫高窟留下了藏传密宗的画塑。元代在莫高窟开洞窟8个,重修前代洞窟19窟,共合27窟。到此为止,可以说历代统治者都重视敦煌,都敬佛都为敦煌文化的发展作出过贡献。他们似乎在比试着看谁建的窟多立的佛多。这是一种风雅呢,还是一种手段,抑或统治者的某种寄托?无论出自一种什么动因,也无论多么强大多么不可一世的统治者,面对博大精深的敦煌都将捉襟见肘。多几个窟与少几个窟,对于他们的盛衰无助;真虔诚与假虔诚,对于他们的生命无补。以佛安疆,只能是一个浅显的神话。我很难分辨窟中的佛带着哪个朝代的胎迹,我更多的是注重表情。佛的表情丰富多彩,高深莫测,但所有的表情均来自色彩与光线的作用,而幽暗的石窟所给予佛的只能是一种沉郁。时间越久,佛的表情就愈加沉郁。石窟的整个氛围是沉郁的佛焉能不沉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