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意义(2)

1938年3月27日，由日军策动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此图为伪政府成员合影。徐州会战虽然未能全部歼灭敌军,但它却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主动歼敌一部达到防御的目的,从战略上来讲是正确的。它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已由消积防御向积极防御的某些转变。正如陈诚所讲:“台儿庄之战胜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徐州会战以中**队的撤退而告终,但这一撤退是防守后的撤退,它使日军围歼中**队主力的计划全部落空,挫伤中**民抗战意志的目标未能实现。而中**队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战略上符合持久消耗战的作战原则,并为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宝贵时间。徐州会战对中国及其军队具有划时代意义，它证明，中国的军队虽然武器劣、训练差、缺乏统一性，但在一次“典型的战役中”毕竟能够以优越的战略策划击败日本人。对这次胜利贡献最大的部队之一竟是一些装备落后、缺乏训练的“杂牌军”。这次大捷还得力于其他战线的军队和游击队的积极配合和协助，他们阻挠敌人的运输线，在作战最关键的时刻拖住敌人的兵力。三、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成为泡影中**队坚守徐州地区达5个月之久，充分实现了以空间争取时间的目的，从而为中**队在武汉的集结、布防赢得了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台儿庄大捷是中**民打破日军“速战速决”战略企图，坚持持久抗战的一个有力砝码。日本大本营因兵力不足及准备不够充分，在占领南京、太原后本来决定暂时停止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制订了所谓“战局不扩大”方针，并下达了计划，以争取时间建立总体战体制及扩大军事力量。但由于台儿庄的失败和侵华日军当局为挽回面子强烈要求扩大战局，并由于发现中**队大量集结徐州等情况，被动地改变了既定战略方针，在兵力不足及准备并不充分的条件下决定提前进行徐州会战。当时日军尚未完成扩军计划，根本无法从国内增派军队，只好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侵华日军中调集部队。在华日军共约15个师团的兵力，调至徐州作战约10个师团，结果造成投入徐州会战的兵力不足以完成围歼徐州附近五六十万中**队的任务，而留置后方的兵力更有捉襟见肘之忧，连守备同蒲、平汉、京沪、胶济、正太、津浦几条铁路干线上的要点都不够用。如第1军抽调了平汉路高邑、安阳地区的第16师团和新乡、焦作地区的第14师团去徐州作战，致使冀南、晋南守备空虚，不仅被迫放弃了长治地区，而且导致已经占领晋南黄河北岸的第20师团遭到中国第2战区部队昼夜攻击。这些中国部队大多是在日军进攻下已退至黄河以南、徐州会战开始后又乘虚渡河返回晋南的。日军第20师团被迫又放弃了蒲州(今永济西)、芮城、平陆等地，保持运城、河津、闻喜，并将主力退缩至曲沃、侯马、新绛地区固守。又由于第2战区部队破坏了铁路和以炮击控制了机场，日军第20师团的补给完全中断。当时日军无任何兵力可供调动增援，不得不以空投进行补给，但飞机不足，无法满足1个师团的需要，因此，徐州会战时期日军第20师团不得不以抢掠民间粮食以及野菜、树叶、青草充饥。事实上不仅第20师团陷于困境，而且华北被日军占领的所有地区都呈现不稳。日军因兵力缺少，只能被动地进行防御，完全没有实施大规模出击的能力，更谈不上占领新区。检讨日军的这场大败仗，以日军战斗的观点而言，可以说是相当的轻敌，最初日军的进逼徐州外围战，根本是日军大本营所不同意的作战行为。日军大本营特别下达华北方面军南下的禁止线，是在徐州以北百公里之外，所以，徐州会战是一个被中**队掌握战机所诱发的一个意外军事作战，这个会战彻底的改变了日本对华作战的战略构想。日军不是因为徐州战略地位重要，要打通华北与华中战区，因而准备进攻徐州，而是因为华北方面军的不服军令约束，以轻敌的心态，孤军深入，结果在台儿庄遭到惨败，迫使日军大本营别无选择地动员所有的军力，仓促地发动徐州会战，但是日军仍然没有捉到中**队主力。因此，从徐州会战之后，日军在战略的主导能力上，开始完全的失控，速战速决的战略成为空想。日本逐步地陷入中国的战略空间陷阱之中，日军只有继续发动武汉会战以及华南攻略作战，将日军绝大部分的部队，都投入了中国的战场，这时日本既不能击败中国，又不能退出中国，迫使日本最后铤而走险，发动太平洋战争。原来日本企图围歼徐州的中**队，是一个相当有企图心的战略攻击计划，但是日军仍然犯了低估中**作战能力的错误，在徐州宽广的地区，投入了25万的日军部队，仍然出现兵力不足的现象，对于当时的日军而言，这已是其动员部队的极限。同时日军过于自信的判断，认为中**队只能利用陇海铁路西退，因此，日本将拦截的主力，全都放在截断这条铁路的交通线上，而大部分的中**队却从日军的背后，向西南方撤走，使得日军在徐州企图围歼中**队主力的计划再次落空。于是日军又在匆促之中，决定全面深入中国，进行汉口攻略的作战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