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万里长江横渡(1)

那是1956年6月的一天，**的卫士长李银桥、湖南省公安厅警卫处柳处长先后打来电话说，**即日由长沙乘专机飞往武汉。姨父随王任重、谢滋群准时赶往机场迎接。**一下舷梯，王任重就迎上去问:“主席，是先到住地休息，还是先游水？”**兴致勃勃地一挥手说:“游水去！”姨父怦然心跳，哎呀，好险，多亏临时补加了第三方案！

从王家墩机场直接到江汉关码头的路线已经排查过了，沿路有哪些制高点、有什么不安全因素，都已严加控制。相关社区的警卫任务也由分局、派出所作好了准备。姨父在机场下达了只有一句话的命令:“到军用码头。”警卫和接待系统都紧张有序地行动起来。

这是姨父在全国解放后第二次见到**。三年前，**来武汉、去九江、转赴南京的时候，姨父曾参与迎送**的安全保卫工作。那时正值1953年春节，**刚到武汉，就从湖北省委后门走出来，想到黄鹤楼上看一看，刚刚上了蛇山，就被一个小孩子认出来了，小孩子又惊又喜地大声喊叫:“**，他是**，**来了！”游春的人群如潮水一般向**涌来，马路上卖甘蔗的、卖花生的、卖油条的，所有的摊摊担担都不要了，一窝蜂地往蛇山顶上跑。人越围越多，高呼:“**万岁！”**被人山人海包围着，频频向大家招手致意。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当时的湖北省委第一书记**、中南局第三书记李雪峰、公安部副部长兼中南公安部部长杨奇清，被挤得七零八落，各自陷在人群里动弹不得。**也陷在失去控制的人群里，无奈地微笑着喊叫求援:“先念啊，先念啊！”**却被人潮挤到一边去了。**的贴身卫士奋力挽起胳膊，在人群中圈起**，挤挤扛扛、磕磕绊绊地到了黄鹤楼，下了山坡，到汉阳门码头上了船，才算突出了重围。事后，蛇山上捡了几箩筐的鞋子。**的秘书罗光禄头天买的新皮鞋也被挤丢了一只。

**在蛇山和黄鹤楼上受到群众狂热围困的事件，在公安机关内部被称为“黄鹤楼事件”。姨父和经历了这一场面的人，感觉到了群众对领袖的热爱和崇拜一旦失去了控制，就会给保卫工作带来极大的麻烦;但还来不及思考，如果对领袖的崇拜加以鼓吹而进入宗教的狂热，还会在保卫工作的范围以外带来怎样的灾难。

为避免“黄鹤楼事件”的再次发生，**这次来长江游泳是严加保密的。姨父记得，那一天天高云淡，风和日丽。**从机场乘汽车到了江汉关码头。“轮渡二号”已经停靠在码头上待命。**上船后，“轮渡二号”即静静地驶离码头，从蛇山、黄鹤楼下边的江面上悄然掠过。那时，长江大桥还正在施工，两三个桥墩已冒出水面。“轮渡二号”避开了大桥工地，稳稳地停泊在远离桥墩的下游江面上，请**在这里下水。

姨父始终守候在“轮渡二号”上，目不转睛地追随着**的身影，时刻准备对任何一个微小的不安全因素作出反应。他看到**由身边卫士保护着，两度通过他和他的同事们精心研制的梯子，从“轮渡二号”下到一只小木船上。木船上也挂着特制的梯子。**双手抓着梯子，面对木船，背对江水，一级一级地下了梯子，身体触到了水面，又抓着梯子蹲下去，把身子埋到江水里湿了湿水，才松手跃入江中。

在梯子的实用性和安全性得到考验以后，姨父的第二个喜悦也是他组建的整个“水上卫队”的喜悦，大家终于知道了“八卦阵”的用场，知道了他们好不容易演练出来的“旋转人圈”的中心，是**和他身边工作人员游泳的地方。

那天跟随**游泳的，有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武汉市委第二书记李尔重，有随同**来武汉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大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中央机要室主任叶子龙、卫士长李银桥，还有**的保健医生李志绥、护士长吴旭君和身边卫士。

我不能不对姨父的记忆力表示敬佩。事情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以后，在他的记忆里，**首次下长江游水的情形仍历历在目。

姨父看见，**从江中斜插过去，一边向对岸游水，一边顺乎自然地随江水向下游漂流。老人家高兴了，什么姿势都有，一会儿闷下去，一会儿浮起来，一会儿仰泳，一会儿侧游，有时就躺在江水上任其漂流，游得好开心哪！姨父始终守护在“轮渡二号”上，保持一定距离追随着**。眼看老人家游过了江汉关，又过了滨江公园，一直向下，游到一个名叫甚家矶的地方。那里有一个小河口子，江边有一个正在兴建的肉类加工厂。河口上边，地名叫淡水池，这里有一个油库，有几个大大的、圆圆的、装石油的白家伙竖在江边。**游到这里，已经游了一个多小时，大约有四十里。大家请主席上船休息。老人家正游在兴头上，还要继续游下去。下边河道里有一道沙洲，是姨父和他的同事们事先勘察过的，河道被沙洲分成了两股狭窄的巷道，巷道里水流很急。大家又力请**上船，**才不那么情愿地上了小船，再度由卫士搀扶着，攀缘梯子，回到“轮渡二号”上休息。

这时发生了一个疏忽:“水上卫队”只顾得保卫**的安全，杨尚昆、汪东兴和保健医生李志绥游着游着，却从“旋转人圈”里溜出去，不见了踪影。糟糕，他们游到哪里去了？原来被江水冲到北岸去了。姨父急忙派小船撵上他们，接回到“轮渡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