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血渍(2)

当姨父抓紧清理公司的积案时，省委组织部曾两次找他，向他宣布了《关于朱汉雄问题的审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两次报告都只字未提所谓“窃听案”和“现行反革命”的问题，却仍然在遣词造句上严格把关，不称朱汉雄为“同志”。第一次结论，说他“犯有严重错误，免予处分”。他拒绝签字，只是把眼睛瞪起来，问:“我有什么严重错误？”没有得到回答，他转身就走。第二次结论，把“犯有严重错误”改成了“犯有错误”，他再次把眼睛瞪起来，再次丢下一句话:“我有什么错误？”没有回答，他再次转身走人。他之所以走得那么匆忙，是因为公司里的冤假错案堆积如山。他又在一个女医生的档案里发现了一顶骇死人的大帽子:“特嫌”，即“特务嫌疑”，“帽子”底下却没有任何事实根据。需要他做的事情实在太多，太离奇了。他已经没有兴趣在自己是“犯有严重错误”还是“犯有错误”，或者压根儿“没有错误”的问题上花费精力。

女医生对自己被内定为“特嫌”毫不知情，因而不会跑出来向他申诉。但他必须对一个普通公民做一次最起码的安全保卫工作，必须追查一下，定她“特嫌”的根据是什么？他看了档案，才知道这是向省公安厅打过报告的，属于“内部控制”。姨父又问，公安厅的根据是什么？下属说，公安厅的事情，我们查不了。姨父说，怎么查不了？那里也没有天王老子地王爷，“帽子”给人家戴了二十年，为什么不可以掀开帽子看一看？复查小组的同志带上公函去公安厅调来档案，他从档案中查出公司保卫科最早呈送公安厅的一个报告，说这个女医生出生于香港，解放初期从香港回内地读书，她从香港什么地方回来的、跟什么人一起回来的，都搞不清楚，需要审查。公安厅批复，同意审查。此后未作审查，也没法审查，就拖下来了，到了“四清”运动的档案里，她就变成了“特嫌”。多亏这是一位医术精湛、作风细致的“白衣天使”，没有发生过一丁点医疗事故，否则，就可能随时演绎出一个“反特破案”的曲折故事。姨父再一次感到震惊。他让人事部门立即写了报告，上报公安厅，由公安厅作出了撤销“特嫌”的决定。

公司的平反冤案工作，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1973年开始，到“文化大革命”后的1979年结束，其中经历了“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严重干扰，历时七年，终使二百六十多名蒙受冤屈的人全部得到了平反昭雪。被抓到监狱里的人接回来了，下放到粤北基层的人全部收回了，扣发工资的全部补发了。从上海分支机构里下放、流失的九十多个人却没有回来，因为上海市委发现了这是一批难得的人才，把他们留在上海远洋运输公司，成了那里的技术骨干。

姨父自己的平反问题却迟迟没有下文。自从他两次拒绝在审查结论上签字，已经过去了四五年，“四人帮”也被打倒三年了，标志着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过了，组织部门却迟迟没有找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