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最后的游击战(1)

姨父拿到“平反决定”时已经五十八岁。他听说要打破“干部终身制”，六十岁就要交班，只剩下两年时间了。他在想，在行将离开工作岗位的时候，要抓紧干点什么呢？

他的眼睛盯住了公司的住房问题。远洋船员最头疼的问题就是没有住房。公司机关在广州，而数以万计的船员却散布在上海、青岛、大连、天津、武汉、重庆等各个港口。这些港口都有公司的派出机构，却跟当地政府没有任何工作关系。在“计划经济”年代里，各地政府不会把远洋公司的住房问题列入本地计划。姨父到大连、上海、武汉港口的船员家里“串门”，看到不少船长、大副、轮机长，把两根木头杆子靠在别人家的墙上，搭一个小庵子，那就是他们的家。

姨父搞了一个解决房子问题的计划，得到了领导班子的同意。到各地政府说好话、要房子、磕头烧香的任务，就理所当然地交给他了。

他面临着一个棘手的战役。当他情绪亢奋地讲着在武汉、在大连、在上海、在杭州怎样“跑房子”的故事时，我感到，他是在动用一个“老公安”的特殊关系和特殊手段，在行将与权力告别的时候，再留给后人一个可供享用、可在历史上矗立一些时候的惊喜。

给大连海员“跑房子”，他找到了辽宁省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张铁军。张铁军在太行根据地保卫机关当过侦察科长，是个“老公安”，他们在北京见过面。一天早上，他忽然接到公司驻大连工作组组长杨永才的电话，杨说，千载难逢的机会来到了，张铁军到了大连。但在第二天，大连市委书记就要外出，希望他当天就赶到大连，抢在市委书记出差之前，拉上张铁军跟市委书记搞定住房问题。晚到一天，就很难再找到“三照面”的机会了。

这就难了！姨父说，我是上午九点钟接的电话，十点钟有一班飞机从广州飞沈阳，到达时间是中午十二点钟多一点;从沈阳到大连没有飞机，每天只有一班火车，飞机到达沈阳距火车发车只有半小时，从飞机场到火车站还有一段路，下了飞机就要赶火车，实在太难了。但我不能放弃这个机会，就对杨永才说，你立即找张铁军，请他要辽宁公安厅派一辆车、一个人，到沈阳机场接我，一定想办法把我送上去大连的火车。

他打完电话就直奔机场，赶上了十点钟起飞的飞机。到沈阳一下飞机，辽宁省公安厅的警卫处长已经带着八个缸的“奔驰”车在机场门口等着了。姨父说，警卫处长也是完成“特别任务”的老行家呀，他把车开得嗷嗷叫进了市区。交警都认识这辆车，跑到哪里，哪里给绿灯;跑到哪里，红灯照样过。他事先给沈阳火车站站长打了招呼，把车子开到了火车站贵宾室门口，车门一开，站长就在门外等着呢。站长和警卫处处长拉着我就往贵宾室里跑。贵宾室那边门一开，一股道上就停着去大连的火车。刚刚把我送上去，火车就“呜”地开动了。

姨父说，不是我老朱自夸呀，这个事，没有点特殊手段是办不到的，只有我老朱办得到，我老朱干这一行是干惯了的。当天晚上，我就紧锣密鼓地找到了副省长兼公安厅厅长，再跟他一块儿找到了大连市委书记，当场拍板，就把房子的事情搞定了。OK！当晚就批了条子，签了字，只剩下找下面办事的具体落实了。我心里也OK了，住下来，洗了澡，该吃点、喝点呀，弄几瓶啤酒、弄点白酒喝呀，最好有点鸡爪子什么的。可惜哟，天太晚了，啥都冇得了。姨父大笑。

姨父说，我们这样的人就是喜欢搞“突破”，哪个门槛过不去，哪个地方卡了壳，就专拣哪个地方去突破。

但是，当他背着包包去“突破”上海的时候，却迟迟找不到突破口。他暗访过一些建筑工地，也偷看过不少地皮，而且受到了上海房管局局长和不少熟人的接待，可是一提起要房子，他们都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十分冷酷无情地、毫无讨论余地地表示无能为力。姨父困守在上海大厦长达半月之久，整天不下楼，手不离烟卷儿，闷在房间里吞云吐雾。

就在他感到“老朱才尽”的时候，忽然想起了一个人，就是原“水上卫队”队员、“文化大革命”时跟他一起护送王任重的曹志勤。王任重已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曹志勤仍是他的秘书。姨父立即打电话向曹诉苦。曹志勤也不愧当过“老公安”，给他出点子说，你抓紧就房子问题给任重同志写个告急信，但不要作为文件传递，那个收呀、发呀、登记呀，程序太复杂，时间拖不起。你直接写到我家里，一竿子插到底，我直接送给任重同志，请他给你想想办法。姨父照办。没几天，他就在上海大厦收到了曹志勤的回函，在他写的“告急信”上，王任重赫然批了一句话:“请彭冲同志关照解决。”

彭冲时任上海市委书记。他一看到王任重的批示，就指示上海市政府张秘书长召集房管局、建工局等有关局、委开会，专门解决远洋海员的住房问题。姨父惊叹地说，上海的同志当场拍板，给我们一万平方米，把我高兴得差点晕过去。主持会议的张秘书长是跟着陈毅进上海的人。会开完了，他说，老朱哇，你真狠哪！我说咋啦？他说，上海一解放我就来了，我还没见过哪个省、哪个大区、解放军哪个兵种、任何一个单位，能在上海一下子要走这么多房子，还按上海的价格，没多收你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