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线南移”殃及冯雪峰(1)

在检查《文艺报》的“青年宫会议”上，后来还有另外一个议题，就是决定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也就是亲历者通常所说的“战线南移”的问题。

在对《文艺报》的所谓错误进行批判之际，参加会议的全国文联委员胡风作了两次发言。胡风的做法，在后来大规模的声讨胡风的时候，被称之为加入了向党“进攻”的行列。

胡风在发言之前，显然是作了精心的准备的。他在发言中认为，《文艺报》的错误是“我们战线的失败”，错误的性质和根源是他一向反对过的“庸俗社会学”。胡风不但猛烈抨击了《文艺报》，而且批评了《人民日报》；不但批评了冯雪峰、朱光潜、黄药眠等人，也直接点名批判了周扬、袁水拍等人。

胡风的发言中，基本上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周扬为代表的党的文艺工作的领导，加深了他和周扬等人的对立情绪。这种“在错误的场合走进了错误的房间的”举动，无异于引火烧身。因为尽管胡风所声讨的“庸俗社会学”的确是文艺界的主要问题，但是，**在关于《红楼梦》信中所指示的，却不是胡风所要决心解决的“庸俗社会学”，而是“资产阶级唯心论”；批判对象也不是过去曾和胡风有过结怨的周扬等文艺界领导，而是在三十年代同胡风交好的冯雪峰。因此，胡风当即就遭到了与会者的批判。

在会议结束时，周扬在《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中，便专门列有“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观点之间的分歧”的章节，对胡风进行了批驳。

周扬这个讲话事先送给**审阅过，**认为这个讲话“是好的”，并“作了一点修改”。**显然赞同对胡风的批判。由此说来，这大概是**对文艺界公开批判胡风一事较早的表态；也可以说，在批判《文艺报》的同时，对胡风的公开批判就拉开了序幕。

序幕拉开，在随后的半年多时间里，对胡风的批判波及全国；对胡风的定性也由“反党集团”升级为“反革命集团”了。胡风也在这场大冤案中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涯。

胡风既然被视为“反革命”，那么，就要清算他的“反革命的历史”。按照当年的思维模式，胡风的革命历史被一笔勾销，他在三十年代的种种也变成了其“反革命罪行”的一部分了。

走笔至此，心头不免悲凉：胡风本想借此机会攻击周扬，出出二十年对峙的一口恶气，但因为不明白最高领导的意图，自己先掉进陷阱里去了。

三十年代，胡风与鲁迅保持了很好的关系，并参与酝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提出。这些我在前文叙述的历史，在这样的清算中变成了胡风“欺骗鲁迅”、“分裂文艺界”的“反革命罪行”。学术界在谈及三十年代“两个口号”争论的问题时，声讨胡风也成为主要的内容之一。而这种声讨，就为改变以往对这场争论的评价打开了一个缺口。

1955年14期的《文艺报》，发表了魏璧佳的《胡风反革命理论的前前后后》一文，在揭发胡风所谓的罪行时说，在1936年“两个口号”争论期间，胡风“在鲁迅与党的关系之间进行挑拨离间”。他所写出的《人民向大众文学要求什么》一文，“一方面是抗拒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另一方面藉此制造进步文艺界的分裂和纠纷”，“破坏当时已经走向开展的文艺界的抗日大团结”。这是“与国民党奸细、托洛茨基分子里应外合”，是对“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猛烈的、超‘左’的攻击”。胡风的文章是与鲁迅和雪峰商量后写出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也是鲁迅提出来的。文章居然把这一切算在了胡风的头上，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已经到了改变以往评价的时候了。

受这样的大环境的影响，著名文学史专家刘绶松在1956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一书中，在谈到“两个口号”论争的原因时，引人注目地写下了这样的话：“两个口号”论争产生的原因，还“由于混进我们革命文艺阵营来的蒋介石特务匪徒胡风，他竭力破坏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中挑拨鲁迅与党的文艺工作者（如周扬、夏衍、冯雪峰）之间的关系，制造革命文艺阵营内部的分裂，为他的主子——帝国主义与蒋匪帮——忠诚服务，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