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的特殊使命：党与鲁迅的联系人(1)

而作为论战一方的鲁迅，也读到了冯雪峰这篇文章。以此为契机，冯雪峰在浙江第一师范的同学、与鲁迅关系很好的左翼作家柔石便把他引见给了鲁迅。

他们初次见面的时间在1928年12月的一个晚上。冯雪峰对这第一次会面是这样记载的：

鲁迅先生的老规矩，对于初次见面人，话是极少的。我记得，柔石把我带去后，他自己有事就先走了，鲁迅先生除了回答我的问题之外，就简直不说什么话，我觉得很局促，也很快就告辞了。

但是，随着见面的增多，鲁迅的话也多起来了。当时两人都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就成为谈话的共同点。“刚才我把卢那卡尔斯基的《托尔斯泰之死与少年欧罗巴》译出来了。”一次鲁迅请雪峰坐下后，便愉快地这样告诉他。“我已把片上伸的《无产阶级文学诸问题》译出来了。”又一次鲁迅高兴地说。在谈起自己译了什么文章或看了什么书后，往往还紧接着说：“实在受益匪浅！”于是两人就谈开来，谈社会意识，谈文艺问题。

出于对鲁迅的景仰，也为了谈话和求教的方便，冯雪峰也搬到了景云里11号甲，与鲁迅作了邻居。雪峰迁入景云里后，去鲁迅家更勤了，往往晚饭后，他在晒台上一看，如果鲁迅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谈，说是谈谈，其实主要是谈工作。

在这时期，冯雪峰把主要精力放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先后出版的译著有12本，加上刊物上发表的翻译论文，共约70万字上下。若粗略地作一统计，从“五四”到三十年代初，或许还没有一位作家比冯雪峰翻译作品的数量更多。

有很多译著是冯雪峰与鲁迅合作完成的。在1929年的一年时间里，他与鲁迅合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共出8种：其中冯雪峰译的4种，鲁迅3种，几乎占了丛书的全部。丛书在1929年5月起由水沫书店和光华书局陆续出版。在翻译和编辑过程中，冯雪峰得到了鲁迅“最大的帮助”。

鲁迅在译作“后记”中对雪峰帮他校勘补译，也写了“感谢雪峰君”的话。

这样愉快的合作，使鲁迅和冯雪峰的友谊逐渐加深。这段时间中，冯雪峰成为《鲁迅日记》中的主要角色，仅1929年《鲁迅日记》中有关冯雪峰的直接记载，就有34条之多。当时冯雪峰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经济十分拮据，常靠朋友接济。鲁迅就用预支稿费等办法资助他。他们常作深夜长谈，从上半夜直谈到下半夜二三点钟。

谈话中，冯雪峰甚至可以“强迫命令”鲁迅。许广平把这种谈话比喻为“韧的比赛”。她回忆说：

听听他们的谈话，觉得真有趣，F(指冯雪峰)说：“先生，你可以这样这样的做。”先生说：“不行，这样我办不到。”F又说：“先生你可以做那样。”先生说：“似乎也不大好。”F说：“先生，你就试试看吧。”先生说：“姑且试试也可以。”于是韧的比赛，F的目的达到了。

鲁迅对这种“强迫命令”是感觉到了的，但并无反感，而且还赞许地说：“有什么办法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陈望道当时就明白地说过：“今天许多青年受鲁迅的影响，但他(指冯雪峰)不但受了鲁迅的影响，也时时刻刻企图影响鲁迅的。”

与此同时，冯雪峰与创造社方面的冯乃超、朱镜我、彭康等**党员建立了联系。此后，经他们介绍，**江苏省委上海闸北区委恢复了他在义乌失落的组织关系，重新回到党内，并在上海闸北区委第三街道党支部过组织生活。这个支部当时又叫文化支部，因为其中的党员大多是来自创造社的文化人。由于冯雪峰与鲁迅先生的密切关系，在他到这个支部正式过组织生活不久的1929年10月间，这个支部根据上级区委的指示，指定冯雪峰负责与鲁迅联系的工作。

冯雪峰与鲁迅的联系工作，为的是筹备建立左翼文艺统一战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