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心里有谱

吴思

在这本书里，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村庄所有村民的面目，读到关于他们命运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群体的梦想，以这些故事为基石，我们还能建立一套坚固的“中国观”。

新窑子人很穷，他们的一个梦想就是发财。务农不能发财，他们就当兵当出去，考学考出去，买户口买出去，打工打出去。这些路走不通，或者代价太高，支付不起，那就转身卖瓜贩菜，开车拉脚，养羊种树。纯粹种庄稼的人，无论在别人的心目中，还是在他们自己看来，都不能算作成功者。

我认为他们很正确。设身处地想一想，假如我们辛劳一年，收入依然微薄，我们如何看待自己？我们将编织什么样的梦想？

2003年，据新窑子村的党支书说，该村的人均收入为500元。以当年的市场价计算，新窑子人每天只能吃一斤半玉米面。同样在这一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远多于这个数字。当然，村支书的数字照例有两套，我请黑明打听了，他们报给上边的数字是1200元，接近陕西省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即使按照这个比较漂亮的数字计算，新窑子人与城里人的收入也相差很远。

黑明写到一户人家，1998年花钱为儿媳妇买了城镇户口，户口的价格是3500元，等于一个村民好几年的收入。好几年的辛劳，这就是新窑子村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距离。不过，新窑子并不是最底层，这里距延安只有16里地，各种机会比更偏远的村庄多，于是绥德县和安塞县的两个外来户买了新窑子的户口，分别花了1500和2600多元。按照当地宣称的收入水平，这段距离意味着几年的艰苦攀登。

新窑子村民要变成城里人，常规通道是读书考学。新窑子出过一个大专生，那是全村人的骄傲。中专比较大众化，但这段路也要走三年，花费两万元，毕业后还未必找得着工作。如此巨大的代价与风险，一般村民应该望而生畏，然而，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宁愿背一身债也要供孩子读书。用他们的话说，这是为了孩子的前程。

还有一条路就是出去打工，每个月可以指望三四百元的工资。这个数字还不到正规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一半，只能算小半个临时城里人，而这也需要信息和门路，需要背井离乡和更高强度的辛劳，同时还要冒拖欠工资白干一场的风险。这两年应该好一些了，在孙志刚案发生之前，如果预测进城打工的风险，恐怕还要进行更多的思考。

我很喜欢黑明这本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窑子很像我们村——我当年插队的地方。1996年，新窑子有58户人家；1976年，我当过指导员的那个山区生产队有57户。那时我们队的日值是三毛五分钱，当年新窑子的壮劳力每天也挣三四毛钱。看着黑明拍的照片，随着他在新窑子走家串户，我就想到了我们村，想到了我当年熟悉的人家，听见了他们的笑谑，闻到了烧秫秸和猪食混合的味道。看到新窑子知青的照片，我简直就像见到了自己。

我们村是我判别真伪的参照系。关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理论和叙述，关于中国人的种种说法，一旦让我迷惑了，我就拿来与我们村比较一番。说得靠谱，我就接受；离谱远了，我就不拿它当真。这个办法很笨，难免限制人的想像力，也无法帮助我领悟IT之类的高新产业，但可以保证我不脱离常识。我经常犯错误，但不至于错得太离谱。

读了黑明的这本书，认识了那些有血有肉的农民，我感觉更有底气了。在他们的经历中，我对共和国历史的许多看法得到了有血有肉的印证。他们今日的奋斗和挣扎，又为我补上了一段参照系中的空缺。作为一个有八亿农民同胞的中国人，心里装了一个完整的村庄，了解这个村庄与整个社会的基本关系，无论说什么，做什么，我都感到心里塌实。

新窑子正在变化。在如此大规模的摆脱自身处境的努力之中，中国农民必将在未来数十年中左奔右突，直到普遍不安于位的原因消失，新的均衡局面形成。也许这将成为本世纪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其结局和影响将大大改变世界的面貌。希望黑明通过他的村庄跟踪这种变化，让我们心里有谱，也让后人看到一个完整鲜活的故事。

2004年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