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窑子：五代香火 百年孤独(1)

八年前的一天晌午，我来到黄土高原中部的陕北新窑子村。

听村里老年人讲，本村的开山人叫白新富。早在上世纪初，他便独自从死亡之海的毛乌素沙漠，徒步逃荒来到这个小山沟，并用绳子将自己吊在半山腰，挖了一孔土窑洞落下了脚。据说，在半山腰挖窑洞主要是为了提防小偷。从此，他开荒、种地、娶媳妇、睡觉，过着山里人自给自足的生活。

20年过去了，白新富由一名少年成长为年富力强的汉子。1923年，33岁的白新富和比他小11岁的妻子张氏喜得贵子，取名海生。为了便于交流，白新富将自己居住的小山沟对外称之为新窑子。每当他走出小山沟见到人的时候，总会主动喊一声：“我是新窑子的！”

经过数年的繁衍和逃荒者的加盟，这个安静了千万年的小山沟逐渐兴旺起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新窑子在方圆几十里的百姓中陆续传开，不知什么年代，哪个部门还把新窑子三个字正式确定为村名并沿用至今。

整整100年过去了，白家先后在那孔老土窑里居住了五代传人，生养了三十多个子孙。白新富早已离开了人世，而新窑子却活了下来。

不问苍天偏爱谁多

这个小之又小的村庄不但在中国版图上找不到，就连本省的地图上也未标明。村民们在这个方圆仅有几百米的村庄里活着，相互都很友好，因为他们谁都了解谁，谁都知道谁家祖宗三代的事儿。就连谁家母猪跑到谁家公猪窝里去了，谁家公驴明儿要给谁家母驴配个种，谁家婆姨**声音大，谁家男人睡觉呼噜声音高，全村人都清清楚楚。

在物质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新窑子不少人家虽然家徒四壁，但他们并不奢求城市人的生活，祖辈只求安逸，不闻村外的大小事情。无论迎回归、盼入世、迎奥运，还是美国被炸、萨达姆被抓、核武器被查，在他们心目中全没有老母猪跑到地里啃了青苗更重要。

现在，新窑子已成为二百多人赖以生存的地方，党支部、团支部、民兵连等机构完整而健全。虽说白新富的子孙们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全村老少仍然挣扎在国家标准的“贫困线”底下。为了更好地活着，他们整天把东山的太阳背到西山，没明没黑地在那坡墚沟峁上抱挖着……

提高警惕监视特务

1996年我初进新窑子时，正逢香港回归的前夕，当时全村人都提高了警惕，严防我对农业建设有什么破坏活动，并且怀疑我这个陌生的长发行者是香港派来的特务分子。于是，第一次拍摄却遭到了多数村民的敌视。

半年后，我再去新窑子时，香港已经顺利回归。此间，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栏目对我进行了一次专题报道，碰巧被村民们看见。从那时起，全村人一改往日的怀疑态度。加之我将初次为他们拍摄的照片一一兑现，更让他们排除了我是坏人的嫌疑。后来村里人告诉我，我的行迹曾被党支部监视过。

往后的数次拍摄，一步步加深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每逢聊天，笑话必讲；每次喝酒，酸曲必唱。酒后的半夜三更，他们还经常拉我脱掉鞋，光着脚丫子轻轻走进人家的院落，趴在年轻人住的窑洞窗户下偷听炕上的动静。记得有一次二毛在关键时刻把我的手电突然伸进窗户，直射人家的动作，照得光屁股男人只好乖乖卧倒并钻进被窝。回想那种场景，逢老实人不声不响，反而像做贼似的；碰个不老实的后生，经常是脑袋伸出被窝，对着窗户笑骂“龟孙”。

在村里住久了，不少人把我这个传说中的北京下乡干部当成了朋友，许多年轻人和我无话不说。他们想看电影让我包场，想喝酒让我拿钱。对于他们的每一次要求我都尽力去实现，村民们自然对我露出了纯朴的笑容。记得有一次他们要看电影，我特意去延安城里请来了电影队，一晚上就为他们放映了三场，使得此后的好几天中，村里的婆姨女子们还陶醉在喜剧的情节之中，孩子们还在模仿着电影里的武打动作。

现在我去新窑子村，他们不但不会把我当成特务，反而把我当成了村里人，以至于几年前，村党支部书记白整风和村民们建议说：“还不如给黑明批一块地，给他打孔窑洞，回来照相方便些！”

书记主任口头报告

1996年，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白整风向我介绍说：“新窑子位于延安市西南8公里处，海拔高度1200米，归属宝塔区万花乡管辖，居住着58户人家的236口男女老少（不包括黑户）。全村共有大家畜23头、简易公路公里、耕地500亩，地全是山地，村民吃的全是粗粮。村里没装电话，没订报纸，不通广播，不通邮路。自从1982年放过一场电影之外，多年来再没有过任何文化娱乐活动。1990年至今，也没有发展过党、团员。几十年来，新窑子最热闹的就是五黄六月老天不下雨时，信迷信的村民自发组织爬上村里最高的山头，在前几年新建的一孔不足三平米的土窑小庙进行祈雨祭祀活动。1996年新窑子人均年毛收入不足300元，最低的不足100元。村委会累计欠账万元。”

当年，29岁的村民委员会主任贺建飞认为：“新窑子离延安近，交通便利，信息也灵，多年来还吸引了不少外地移民户。目前，村民们的观念在不断更新，不久的将来，村民们肯定会告别一孔孔烂土窑，住进真正的新窑子。也许那时的新窑子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