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黑以后”的善与恶(译 序)(3)

“天黑以后”的善与恶(译 序)(3)

而村上本人也早已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他在2002年一次接受采访当中谈及写完《海边的卡夫卡》之后的打算时说:“往下我想在小说中写的还是关于恶的,想从各个角度去思考恶的表现和形态……下回我想写既是象征性的又有细部现实感那样的恶。归根结底,恶这个东西并非独立存在的,而是同卑鄙、怯懦、想像力匮乏等质素联系在一起的。”(《村上春树编:少年卡夫卡》,新潮社2003年6月版)

村上春树为什么要把“恶”安排为流经作品的一条干流呢?为什么对“恶”的发掘如此执著呢?我想首先是因为创作本身的需要。他在《海边的卡夫卡》出版后不久接受采访时说:“关于恶我始终都在思考。我认为,为了使我的小说具有纵深感和外延性,恶这个东西恐怕还是不可缺少的。我一直在思索如何描写恶。”他认为写小说是为了寻求同他人之间的Sympathy(同情)的呼应性或灵魂的呼应性,“为此就必须深入真正黑暗的场所、深入自己身上真正恶的部分,否则产生不了那种共振。即使能够进入黑暗之中,而若在不深不浅的地方适可而止,也还是很难引起人们的共振的——我想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认真构思恶的”。(《村上春树谈〈海边的卡夫卡〉》,见《文学界》杂志2003年4月号)村上不止一次地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是“自己心目中形式最理想的小说”(其次是《群魔》),他就是想写这种包括恶在内的具有多重视点的“综合小说”。众所周知,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部作品在窥测、发掘和剖析人性内涵方面可谓出类拔萃之作。

其次一个原因,在于村上对日本的历史和现状的思考和忧虑,以及由此产生的责任感。他在1995年11月与著名心理学家河合隼雄的对谈中,一再强调日本战后“尽管进行了许许多多重建,但本质上丝毫没有改变”,没有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清算,没有将那场暴力相对化,而采取了一种“暧昧”以至“狡猾”和“伪善”的态度,因而他对日本日后的走向怀有深刻的危机感,并且是从二十九岁开始写小说以来就怀有的。但在“冷战和经济起飞时期,毕竟有一个社会框架,社会中还存在类似自然治愈力那样的东西,而现在自然治愈力正在社会混沌状态中摇晃和衰弱,frustration(失望)日益加深,所以才会发生奥姆真理教事件”。(前引《文学界》)这使他愈发觉得日本在短时间内就可能出现相当大的变化,可能发生什么甚至已经在发生了,这也促使他放弃了以前的detachment(不介入),开始深入思考commitment(介入)这一问题。而如果要commitment,就势必把笔锋指向“恶”——历史的恶、现实的恶、绝对的恶、相对的恶,以至超越善恶的恶。“寻找与社会上通行的善恶等基准和规范不同的线路,是村上作品重要的motif(主题)”。(森达也《对二元论社会的反抗》,《朝日新闻》2004年11月12日)应该说,这一主题在《天黑以后》中得到了相当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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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新作:天黑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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