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物”(3)

在日本文化上有一种特色，便是“简单”，在一样东西上精益求精地干下来，在吃食上也有此风，于是便有一家专做羊肝饼(羊羹)的店，正如做昆布(海带)的也有专门店一样。结果是“羊羹”大大的有名，有纯粹豆沙的，这是正宗，也有加栗子的或用柿子做的，那是旁门，不足重了。现在说起日本茶食，总第一要提出“羊羹”，不知它的祖宗是在中国，不过一时无可查考罢了。

近时在中国市场上，又查着羊肝饼的子孙，仍旧叫作“羊羹”，可是已经面目全非。——因为它已加入西洋点心的队伍里去了。它脱去了“简单”的特别衣服，换上了时髦装束，做成“奶油”、“香草”各种果品的种类。我希望它至少还保留一种，有小豆的清香的纯豆沙的羊羹，熬得久一点，可以经久不变，却不可复得了。倒是做冰棍(上海叫棒冰)的在各式花样之中，有一种小豆的，用豆沙做成，很有点羊肝饼的意思，觉得是颇可吃得，何不利用它去制成一种可口的吃食呢。

读者这才明白，所谈确实不只“羊羹”一物而已，“这一切东西都是如此的”，而且还能从字里行间品出作者的一点怅惘之情。这类既晓畅又含蓄的文字，确实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不同时也表现着周作人的某种人生境界吗?还有一篇文章，说到“对于炮仗这件物事，在感情上我有过好些的变迁。最初小时候觉得高兴，因为它表示热闹的新年就要来了，虽然听了声响可怕，不敢走近旁边去。中年感觉它吵得讨厌，又去与迷信结合了想，对于辟邪与求福的民间的愿望表示反对……近来不好说老，但总之意见上有了改变，又觉得喜欢炮仗了，不但因为这声音很是阳气，有明朗的感觉，也觉得驱邪降福之思想并不坏”，因为“这是一切原始宗教的目的”，反映了“生命之保全与其发展”的本能要求。周作人：《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爆竹》，第154、155页。这里的理解与宽容，大概确实是老年人的境界吧。

但完全的与世无争于周作人似乎也不可能。对于一些心里不以为然的事情、高论，周作人仍忍不住要说上几句，或者这就是所谓本性难移吧。比如**提出双百方针，提倡“百花齐放”，有人“却又嚷嚷有毒草不许放”，周作人即著文反驳，强调“凡是花都应放，不论毒草与否，不能以这个资格剥夺他的权利”，周作人：《谈毒草》，载1957年4月25日《人民日报》，收《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第174页。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论调，与他在《自己的园地》的立场毫无变化；周作人在1956年坚持此论，是冒了几分风险的。在私下的言论就更为放肆。例如周作人于1958年5月20日给曹聚仁的信中，就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发表了一番议论：“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的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算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即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西滢辈画这样的一张像，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这一段话公开发表后，竟引起了轩然大波，至今仍有人因此而不能原谅周作人。其实，死后被利用的预感，一直像恶魔一样纠缠着鲁迅，使他不得安宁。他早就说过：“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鲁迅：《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鲁迅全集》第3卷，第256页。正有见于此，鲁迅才给后人留下遗言，谆谆嘱咐“忘记我”。鲁迅：《且介亭杂文·死》，《鲁迅全集》第6卷，第612页。周作人不过重复了鲁迅自己也早已认识(预见)的真理与事实而已。当然，以周作人的身份(在一些人看来，周作人既已是十恶不赦的汉奸，他的一切言行自是出自反动的动机)，以周作人与鲁迅间曾经发生过矛盾(有些人至今仍将纯属私人的兄弟失和看作是周作人的弥天大罪)，由周作人来说这番话，会引起风波，是可以想见的。周作人大概也会预料到这一点，但却偏要说，这也是一种师爷脾气吧。在这一方面，周作人与鲁迅又是极其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