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则多辱”(2)

这样的无休止的使双方都痛苦不堪的争闹，必然加速导致最后的结局。1962年3月23日，信子突唤胃痛，注射仍未见效，终夜呕吐。3月29日，又患左足痛，夜不能安睡。4月3日，信子精神不佳，血压只有80毫标柱/50毫米汞柱。4月6日，五时半以救护车送信子往医院去。当晚，周作人“灯下独坐，送往医院的人们尚未回来，不免寂寞之感，五十余年的情感，尚未为恶詈所消灭，念之不觉可怜可叹，时正八时也，书此志感”。③周作人：1961年4月6日、8日日记，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168、169页。4月7日，自是难挨的一日，女儿与媳妇轮流去医院看顾，周作人坐家中，未去。4月8日，“下午得医院电话云信子于一时死去”，③周作人这才与女静子、子丰一、孙女美和前往医院一看。当晚，在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说：“内人不幸于4月8日下午病故于北大医院，享年七十五，平素信佛教，尤崇拜观音。今适于佛成道日死去，或者可以稍得安慰欤。”当夜，“睡不甚安”。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169、296页。4月9日，全家一起至医院送信子到东郊火葬场。4月10日，殡仪馆送骨灰匣来，遂有一切了结之感。

周作人对他晚年日记中频频出现的“不快”，在一切皆成过去以后，曾有过一个明确的说明，揭示了他在恋爱与家庭生活中的难言之隐。但由于这段日记未经正式公布，我们的叙述只能阕如。要说的是，当一切由于信子的病逝而结束，痛定思痛，周作人又想起信子生前的种种好处，而产生无限追怀之情。于是，1963年4月8日，周作人在日记里又深情地写道：“今日为信子周年忌辰，忆戊申(1908年)年初次见到信子，亦是4月8日也。”同日相识，又同日相别，历史就是这样兜了一个大圈子，周作人是不能不感慨系之的。

处于这样的别人难以理解的痛苦中，唯一使周作人感到欣慰的，仍是他的写作。在日夜兼程地赶译《枕草子》的同时，他又开始了《知堂回想录》的写作。从1960年12月10日写《缘起》，至1962年11月30日作《后记》，整整两年时间，周作人大概都沉湎于“回想”之中。这本是曹聚仁的建议，周作人欣然应允，以为尽管“一身之外什么都没有”，一身之内的事情却是可以写写的。但真正动起笔来，却颇费踌躇。一向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相标榜的知堂老人，突然发现“自知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自己这曲折的一生，该做什么样的自我评价，该用什么态度去谈论“以往”呢?作“自叙传”吗?写“忏悔录”吗?周作人都不愿意，以为那是“诗与真实”的“混合”，而自己只愿“依据事实，不加有一点虚构和华饰”(他因此批评过鲁迅的《朝花夕拾》)。但真的“凡事实即一律都写”吗?周作人又自知做不到，他承认“过去有许多事情，在道德法律上虽然别无问题，然而日后想到，总觉得不很愉快，如有吃到肥皂的感觉，这些便在排除之列”。但有一点周作人是确实做到的：对于自己写下的历史的每一页，他都没有半点忏悔之意。他也同时拒绝了将自我崇高化、英雄化的蛊惑，只是像一个“走了许多路程”的“旅人”(人们很容易想起他那篇《寻路的人》)，平静地，甚至有几分淡然地，讲着自己的故事，一些“平凡的事情和道理”。以上引文见《知堂回想录·拾遗·小引》《知堂回想录·后记》《知堂回想录·后序》，第638、641、719、723、724、725页。——他终于把评价留给了历史与后人，保存了一个完整的智者的自我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