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却斜阳”(2)

此时，周作人的意念、心境，几乎处于一种澄净、空明状态，突然表现出对于大自然美的敏锐感觉。如雨的细雪，雪后的日出，蝉鸣，虫吟，都牵动着他的情怀。于是再一次文思喷涌，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小品随笔，这是1949年以来，周作人第三次创作**。连周作人自己都有些感到意外，他为自己的文章渐有随笔的意味，并加入滑稽趣味，而感到惊喜，同时意识到此种境界在国内已是无人领悟。当时，大陆文坛上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周作人的散文小品集《木片集》三校样稿已出，却无端毁版，他只得把文章寄往香港。于是，我们在香港《新晚报》等报刊上，陆续读到了署名“启明”、“知堂”的《水乡怀旧》《麟凤龟龙》《书房里的游戏》《猫打架》《鸟声》《吃茶》《现今的龙》等等。内容多少有点“怀旧”的意味，但无悲凉、感伤的气息，却有了更多的幽默感。如《鸟声》是“旧题重作”。1925年所写的那一篇里，“我所听见的鸟鸣只有檐头麻雀的啾啁，以及槐树上每天早来的啄木的干笑——这似乎都不能报春，麻雀的太琐碎了，而啄木也不免多一点干枯气味”，似有于“琐碎与干枯”中渴求春气的意思。而1964年，也即近四十年后，八十岁的周作人却这样写道：“院子里的麻雀当然已是昔年啾唧做声的几十世孙了，除了前几年因麻雀被归入四害，受了好几天的围剿，中断了一两年之外，仍旧来去庭树间，唱那细碎的歌，这据学者们考究，大约是传达给朋友们说话，每天早晨在枕上听着(因为它们来得颇早，大约在五点左右便已来了)，倒也颇有意思的。”同样是麻雀“细碎的歌”，却于闲卧中听出了和朋友絮谈的声音，自有几分温馨与亲切的感觉；而在麻雀命运的戏谑化叙述里，却又分明可以感到老人对于人间物事的嘲弄、调侃之意。至于《鬼念佛》《猫打架》这类文章，不用读原文，仅从题目里也能品出那隐含着智慧的谐趣。读着这个时期周作人的散文随笔，不禁要想起周作人一再引述的希腊神话研究学者哈理孙女士的自传《学子生活之回忆》里的一段话——

老年是，请你相信我，一件好而愉快的事情。这是真的，你被轻轻地挤下了戏台，但那时你却可以在前排得到一个很好的座位去做看客。而且假如你已经好好地演过了你的戏，那么你也就很愿意坐下来看看了。一切生活都变成没有以前那么紧张，却更柔软更温暖了。你可以得到种种舒服的，身体上的小小自由。……你老了的时候生活并没有停住，他只发生一种很妙的变化罢了。你仍旧爱着，不过你的爱不是那烧得鲜红的火炉似的，却是一个秋天太阳的柔美的光辉。你还不妨仍旧恋爱下去，还为了那些愚蠢的原因，如声音的一种调子，凝视的眼睛的一种光亮，不过你恋得那么温和就是了……周作人：《夜读抄·希腊神话一》，第67～68页。

在周作人八十前后作周作人晚年刻有“八十后作”的闲章。小品随笔里，那诙谐幽默之中正是浸透着对于人间万事万物，对于生命的老年人的温和的爱，流泻着秋天太阳的柔美的光辉……

正是周作人在为人类作最后的奉献时，人们重又注意到这位对中国新文化的发展作过重要贡献，而又走过曲折道路的作家。当周作人从香港友人的来信得知海外对他的种种评价时，他是感动的；他在回信中说：“知海外报刊时常提及鄙人，不论是称赞或骂，都很可感，因为这比默杀好得多”，④⑥《周作人晚年书信》，第407、409、459页。并且表示“港地有涉及鄙人的文章，如刊在中立报纸上而其倘有理解……则愿意一读”。④于是，在与朋友通信中，也不免谈到了自己的历史。曾经有人回忆，在从狱中出来以后，周作人即回避谈论自己的以往，即使有时谈到也表现得“若无其事，甚至有点麻木不仁的”，据说，“有一次，他谈到了1927年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同志，谈到他如何掩护大钊同志的子女，保存大钊同志遗文的事，他也并不激动，好像叙述和自己并无多大关系的往事。有一次，他偶尔谈到自己‘落水’事，也是轻轻地说了一句：‘糟了’，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好像谈的是别人的事情一样。”王士菁：《关于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5年第4期。现在，周作人既写了《知堂回想录》，自然对“兄弟失和”、“出任伪职”这类敏感问题，也不再沉默；但涉及时，也只是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确有费气力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⑥他始终以平静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历史，并无惋惜，也并无自责，与中国历史上的投敌变节者，晚年忏悔不迭的态度截然不同。在私人通信中，有时谈到历史与当代人物，偶尔也有几句评论。在这方面，周作人是相当固执己见的。例如，他始终坚持对鲁迅的某些批评意见即是如此。周作人多次谈到“鲁迅写文态度有时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处，即是失实”。(《知堂书信，致曹聚仁信之九》，第292页)“他好立异唱高，故意地与别的拗一调”(《周作人晚年书信》第519页)。他还表示，从“(林语堂)说鲁迅文人成分多，又说非给青年崇拜不可，亦似不敬，却也是实在的。”(《周作人晚年书信》，第186页)而他对郭沫若等“名人”表示“不大能够佩服”，也是出自他的自由主义与个性主义的立场。周作人在一封信中谈到郭沫若时，这样说：“个人对他并无恶感，只看见《创造十年》(?)上那么攻击鲁迅，随后鲁迅死后就高呼‘大哉鲁迅’。这与歌颂斯大林说‘你是铁，你是钢’，同样的令人不大能够佩服他。”(《周作人晚年书信》第428页)这都可以说是本性难移，至死不改。但他也有宽容的地方，如在谈到当年的论敌陈西滢时，他表示“陈西滢亦是颇有才气的人，惟以乡谊之故，乃以‘正人君子’自命，参加‘女师大’一役，妄费许多才气，亦深可惜矣”。④《周作人晚年书信》，第466、487页。也许对胡适的态度最能说明周作人的待人原则；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道：“(胡适)自然也有他的该被骂的地方，惟如为了投机而骂之，那就可鄙了。我与适之本是泛泛之交(寻常朋友)，当初不曾热烈地捧他，随后也不曾随队地骂他，别人看来，或者以为是，或以为非，都可请便，在我不过觉得交道应当如此罢了。”④那么，周作人是至老对人对事也是坚持自我独立判断的。在知识分子纷纷异化，失去了自我的60年代，经过了种种曲折之后，周作人把“自我”仍然保留得如此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