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岁月(2)

8月4日，收购旧物的小贩前来报告：因搞运动停止收购中外书籍；8月12日，定期给周作人看病的苏大夫在量完血压后又告知：从此暂时停止定时来诊……仿佛大难临头，一切都乱了套了。

8月18日，周作人把自己的《往昔三十首》重录一遍，订为一册，寄给生平最可信赖的学生俞平伯，借此表达最后的嘱托。

8月20日：“上午阅《**语录》，此书不能买到，今日从吉仲吉仲为周作人之孙。借来”⑥转引自《周作人晚年书信》，第536～538页。——周作人这位五四新文化的开拓者之一，这位形形色色的现代迷信的死敌，这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现在竟然与中学生一起争读“小红书”，这是多么辛辣的嘲弄与象征——无论对周作人，还是历史自身。

8月21日，周作人再一次写信给章士钊的秘书：“且看答复如何。”⑥

8月22日，周作人收到了他的老友徐耀辰，他的学生俞平伯的来信。

8月23日夜，周作人按照几十年形成的习惯，在灯下写日记：“晴。二十二度。上午阅**论文艺，下午吉宜为寄耀辰信又件，内春信等三册。”

他当然不会想到，这将成为他的“绝笔”：从1898年2月18日开始，记了整整六十八年的日记，现在写完了最后一页。

第二天，一群红卫兵冲进来，宣布对他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开始是院内的红卫兵，后来又串联外面的红卫兵，一连好几次，全家被洗劫一空，连住的榻榻米也被砸成许多窟窿。抄家之外，就是批斗。周作人年老病弱已是不堪一击，于是就长时间地罚跪，并把他撵到狭窄、潮湿的洗澡间、厨房，每餐只以苞米面粥充饥。周作人所担心的“小河”的泛滥，终于发生了。他是东南水乡的人民，本就十分知道“水”的厉害，曾一再发出警告。但眼前这场有组织有领导的决堤，使全体知识分子，全民族都陷入灭顶之灾，却是他所不曾料及的。而此时的周作人，已无任何反抗的能力，惟有默默忍受罢了。

在周作人被抄家以后，几位鲁迅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专门去看望了他，并且留下了惨烈的记忆——

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地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且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地抽打他，叫他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好赶快离开……叶淑穗：《周作人二三事》，载《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2期。

面对着这样的非理性的疯狂，终生追求理性精神的周作人自然无话可说。他只是一再地要家属设法弄安眠药来，以便尽快了结此生。

1967年5月6日下午4时，苦难结束了。除了家人，没有人向他告别。他真的“销声灭迹”了——周作人大概不会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来实现他的遗嘱吧?

而且人们很快又提起了他。他的著作《知堂回想录》《周、曹通信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儿童杂事诗》在香港陆续出版。近年来，大陆又出版了《知堂书话》《知堂序跋集》《知堂杂诗抄》《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他的译作《平家物语》《枕草子》等也陆续出版。

但他的《对话集》及其他一些译作至今仍被封存在不知什么地方。周作人曾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集》是五十年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但“识者”又在哪里呢?《对话集》后以《卢奇安对话集》为名，由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

周作人的寂寞命运终于不可改变。

写毕于1989年3月7日(农历己巳年正月

三十日)晨，正值作者五十寿辰。

1999年1月10日—24日重新校订参考书(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