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的命运(4)

我之所以决心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有两个原因。首先，一个好心的纳粹同美国传教士一起，从日军手中拯救中国难民，这实在令人迷惑，我无法忽略这件事。第二，我确信，拉贝返回德国后一定遭遇了某种不测。总之，拉贝没有和他的同事一道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南京的暴行作证。另外，在对拉贝的一位朋友的口述历史生活记录中，我感觉到拉贝可能与希特勒政府发生了冲突。但这位朋友没能提供详细的情况，当我偶然见到这一采访记录时，他已不在人世，无法向我讲述整个故事了。

许多问题困扰着我：拉贝给希特勒看过这些照片和报告吗?还是被德国的纳粹机器所吞没，去为灭绝犹太人而卖命?(根据拉贝在南京的英勇行为来判断，我并不相信这点，但可能性仍然存在。)或许他在战后进了监狱，或者他成为法律的逃亡者，在拉丁美洲的某个国家度过余生而无人知晓。我还想知道，拉贝是否保留了南京大屠杀的个人日记。但即使他保存着这些文件，也可能都在战争中被毁了，或是在空袭中被烧成灰烬。否则，任何这样的日记都早应归入档案，向世人公布了。于是，我决定向德国写几封信，看看能找到些什么。

我有一条关于拉贝的重要线索：在本世纪初，拉贝曾在汉堡学徒。也许拉贝就是在那里出生的，那里还可能有他的家人。无论如何，我必须要同汉堡建立联系。我求助于一位被学者们称作“国宝”的老朋友，约翰·泰勒，他了解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历史学家。如果有某位专家曾研究二战中在中国的德国社团的历史，泰勒或许不会不知道。泰勒建议我与加州芬代尔的历史学家查尔斯·伯迪克联系。伯迪克又建议我与汉堡的城市历史学家联系，他还把他的朋友马莎·比奇曼的地址给了我。伯迪克向我肯定说，马莎是一个“可爱的友人”，她不仅了解汉堡，还非常乐于助人。我很快写信向马莎·比奇曼了解拉贝之谜，同时又写信给汉堡最大的报纸的编辑，希望后者能为我的研究登个启事。料想这二者不会立刻有回音。我就先去忙其他事情。

让我惊讶的是，比奇曼很快就回信了。经过一连串的巧合，她已经找到了拉贝的家。在1996年4月26日给我的信中，比奇曼写道：“真高兴能帮助你，而这又不费多大劲”，“一开始，我写信给巴伐利亚帕斯特·米勒，他收集了很多曾在中国的德国人的行踪资料。他马上打电话告诉我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博士及拉贝的女儿马格雷特的名字”。比奇曼的信中还寄来了一个便条，这是拉贝在柏林的孙女厄休拉·莱因哈特给我的。

从此，事情进展得十分迅速。厄休拉·莱因哈特在中国出生，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在南京沦陷前几个月，他还到过南京。她是拉贝最疼爱的孙女。令我欣喜的是，莱因哈特对我有求必应，给我写了很多长信。她提供的记述，照片和报刊文章，填补了拉贝一生中许多遗失的细节。拉贝信守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承诺，他向德国当局通报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1938年4月15日，他与妻子返回德国，很快便受到无数的嘉奖。在柏林，德国的国务秘书为他在中国的出色工作而正式嘉奖了他。拉贝还被授予红十字功勋勋章。在斯图加特，他得到国外德侨银质勋章。中国政府授予他蓝白红绶带钻石勋章。5月，通过演说和在柏林各处播映约翰．马吉拍摄的胶片，拉贝将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公诸于世，他在西门子公司面对大量听众进行演讲，他还在外交部、远东联合会以及国防部讲演。但拉贝没能见到希特勒，6月8日，他给这位元首写了一封信，还附上了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和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