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图书典籍之损失(12)

从上表可以看出全国图书馆事业受日本侵略者摧残之严重。全国图书馆数量也从战前的1848所减至战争结束时的704所，减少了62％。据台湾皮哲燕教授统计，战前大学图书馆藏书约590万册，抗战到1937年，损失图书约280余万册，可见损失之惨重。陈剑光、周文芳：《抗战期间中国高校图书馆之损失》，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另有统计，抗战时期，沦陷区和战区共损失图书馆2118所，民众教育馆839所。损失藏书总数在1000万册以上，其中南京被破坏的图书馆43所，北平61所。谢灼华：《中国的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9页。

1946年11月，中国代表团递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大会的一份材料说：战前全国图书馆计有1848所，“抗战发生，图书馆事业受影响最大，或被摧残，或被掠夺……至各省市之公私立图书馆，因战事影响，损毁停顿者达百分之五十以上，其能幸存者亦均损失甚多。后虽逐渐恢复，据1943年之统计，全国亦仅有图书馆940所，约占战前5086%”。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1937年以来的中国教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5，卷1695。

图书馆的破坏和图书损失，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在长沙合办临时大学时，中外文图书仅有6000册，无法满足教学需要，不得不与南迁长沙的北平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书籍管理部门商定供书办法。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的中外文图书总数只有48000册。

三、中国民间藏书之损失

中国历史文化悠久，图书典籍丰富，民间收藏颇丰，尤以江南为甚。个人收藏，也为日伪夺取的目标。私家藏书如浙江海盐、南浔、镇江、苏州等地，或被捆载而去，或失散无踪。上海王绶珊的杭州九峰旧庐入藏地方志3000多种，吴兴嘉业堂刘氏、常熟铁琴铜剑楼、苏州滂喜斋、天津木犀轩等著名私人藏书也都遭到劫掠。现以北平、浙江、江苏等地为例，作简要的介绍。

在北京，李鸿文被抢38000册；李维界被夺走7000册。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损失为最。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顾只身前往重庆，而留北平家中的书籍、古物悉被日军所掠夺，损失计有：普通书及杂志30000册，明及清初善本书6000册，抄本书500册，小说唱本3000册，史料500册，稿本书300册，信扎30000件，稿本及印本讲义2箱。

1938年3月，济南日本宪兵营接日本国内函，查抄陈名豫住宅，搜走宋版《淮南子》、元版《蔡中郎集》等中国宋元古版书13种。

至于南京民间藏书损失之惨，已无法考证。试举几例，大石坝街50号老中医石莜轩家，“藏书丰富，闻名当代”，仅珍贵的宋版医书就有十几部，早年军阀孙传芳曾出价7万银元求购石家藏书，被石家所拒。此次被日军劫去名贵书籍4大箱、字画古玩两千余件。最后，整齐的三进宅院也被烧成废墟。又如中华门外卢冀野先生（原名卢前，国立编译馆大学用书编委会秘书，曾任《中央日报》某副刊主编），“其住宅内所藏书籍不下数十万卷多有旧籍，自其祖云谷太史遗留者，悉为倭寇焚窃”。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