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世界的旅行２

知道他来日不多，想着该多去看望他几次，连着两次打电话，病友都说他到北京医院去化疗了。第三次病友告诉我，前一天夜里，刘羽肠穿孔进了CCU（重病病房）病房，这离我去看他不过才一个多星期。我马上约了晓青去医院，他已经上了呼吸机。我拉着他的手对他耳语，想必是听出了我的声音，他烦躁地扭动身体，嘴巴一张一合的，像是要说什么。我用毛巾擦去他眼角的泪滴。

第二天，他的妻子打电话说，刚下手术台时他出现幻觉，狂躁地大喊：“警察来了，不要抓我！”喊声从半夜持续到黎明。

这一场景潮湿了我的眼睛，也震惊了我的心灵。人在弥留之际流露的是真实的内心。至此，我好像为他之所以出国找到了一个合理的注释。

刘羽出国时已经过了四十五岁，先是去匈牙利，然后到波兰，惨淡经营一家餐馆，又当老板又当伙计。那份孤苦不说也罢，任你怎么想象都不会过分。振开的散文《波兰来客》里那个穿着八十年代的旧外衣的“老刘”正是刘羽。他骨子里的气质像是一个旧式文人，赚钱享受不是他的理想，也不至于幼稚到想到国外去出人头地。他一九九○年出国，不是更早也不是更晚。

遗体告别那天，他妻子的一句话更是意味深长。她说：刘羽真傻，当年要是也参加了《今天》，或许后来也不至于这么倒霉。言下之意是，不少人因为参加了《今天》而改变了处境。是呀，他认识创办《今天》的所有人，也是最早参加务虚会的一员，为什么最终没有投身进来呢？但是，谁能说得准，倒霉的不是另外的人，而刘羽的妻子不会发出另外一番意思完全相反的感慨呢？

在中国那个特定的时代，除了少数有信念的人，“坐牢”常常变为一件荒诞的事。坐过牢的人往往既不是英雄也不是罪犯，既与法律无关也与道德无关，既不给你带来悲壮感，也不给你带来卑微感。剩下的只有恐惧。因莫名的起因与渺茫的结局产生的恐惧，远胜于极端低下的监狱生活本身。或许刘羽生前也有过类似他妻子的遗憾。我相信，一定不是为了没有从中获取名声而遗憾，而是因为他本来就身在其中，而且一直跃跃欲试。谁说得准，如果刘羽上手，不会写出精彩的评论？而那篇发表在《今天》第一期的批评刘心武的作者林大中，着实在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界红了一阵。然而，恐惧扼住了他的翅膀，甚至扼住了他起飞的企图，不管事实上他是否一定能够飞得高飞得远。一种说法是，坐过牢的人就不再惧怕坐牢；另一种说法是，坐过牢的人更加惧怕坐牢。我想前者适用于职业革命家，后者则是大多数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刘羽弥留之际发自内心的恐惧呼喊，使我联想到他一九七八年选择不介入《今天》，以至一九九○年选择出国。他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弱者，他介于两者之间。这样一个“毫无侵略性”的人，差点儿病死在铁栅栏里的牢狱之灾，是足以使他记住一辈子，也足以影响他一辈子的。

刘羽果然没有再醒过来，冬天刚来的时候，刘羽死了，没有等到振开回来。

从八宝山回来的路上，我们都不想说话。许久，晓青说：“人生真短！”

“短得都不值得珍惜了。”我在心里回应晓青。

第二天，收到甘琦的邮件。她说，振开流泪了，买了白色的玫瑰，点了蜡烛，连女儿田田都安静得不再说话，她知道这个刘伯伯对爸爸很重要……想起振开在《波兰来客》写过：“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这描写的是上个世纪的一九九七年，刘羽到振开北美的家小住时的心境。算起来，一晃又是八年。

二○○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