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通信:与儿子一同成长３

人生的坎坷与平坦，生命的精彩与黯淡，就在那扇窗子一开一合之间。但是，一切都不一样了。现在吸引他的与当年吸引我的固然不同，相同的是，我们两代人在相似的年龄都被一种精神感召着。我深知那是一种怎样巨大的力量啊！毁掉了学业与初恋都在所不惜。且不说我该不该拉住他，恐怕我想拉住他也不可能了。我所能做的，是让他渐渐地学会识别表面的与本质的，学会欣赏美的与不美的。

从那一刻起，对于他的迷恋摇滚，我忽然变得坦然了，甚至生出了感动。毕竟，我们母子不只是生命的延续，不只是物质上情感上相依为命，在精神追求的轨迹上也曾经相遇。等他长到能意识到这一点的年纪，他也会感到欣慰吧？

十年以前，在记述了我的牢狱之灾的《无题往事》一文中，我曾表达过与你同样的忧虑：“对于识字却还缺乏阅读能力的孩子们，我如何向他们解释，好人有时也会坐牢呢？我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仁爱而单纯的，知道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曾经被戴上象征着罪恶的手铐，能够不生出困惑和仇恨？我更加无法想象，假如我的儿子是冷漠而世故的，知道生他养他的母亲被污辱被歧视，居然生不出困惑或仇恨？”我不知道怎样能让他既了解真相又不滋生仇恨。

在他上初二的时候，因为老师偷看同学的日记，学生与老师发生了冲突。他回到家很兴奋地告诉我，他如何带领同学向老师发难，要求老师向同学道歉。当时我的心理非常复杂。一方面我害怕他与老师对立，我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老师的关系好坏决定着他成绩的好坏，一个被老师看成眼中钉的学生将再也得不到鼓励和重视，而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心智不可能成熟到可以与冷落抗衡；另一方面，我又不愿意让他认为人应该漠视自己的权利，特别是，这一次他是在为别人仗义执言，这是一个男孩子应该具备的起码的品质，我不能给他灌输“个人自扫门前雪”的市侩哲学。事实上这种尴尬经常出现，如果在孩子愿意与你交流、听取你的意见时，如果你不能诚实地面对他，而是向他展示出双重标准，你会从此失去他的信任和尊重，他会向你关闭他的内心。最终，我选择了诚实。我提醒他：第一，一定会有人向老师报告是你在鼓动；第二，老师一定会向你报复。“你知不知道这个后果，能不能承担这个后果？”他回答得很肯定也很从容。他已经了解世故，但还没变得世故；他已经看到了真相，但还没有被真相吓住。

生活在继续。生活的自然展开能教会他们我们无法教给他们的一切。我不能刻意地向他隐瞒什么，也没有刻意地非让他知道什么。他的父亲不在了，他从父亲的朋友那里、从我的文章中感知他的父亲。他告诉我：“如果我像其他同学一样不缺少父爱，就不会成为这么独立的孩子。”你看，他已经学会从不好的事情中得到益处了。

当然他也会有困惑。十二岁那年，得知父亲的死最初是由于一次误诊造成，他哭了很久。他问我：“倒霉的为什么是爸爸。”我咬咬牙告诉他：“很多时候生活是不公平的，轮到谁谁就得承受。”这样回答使我不安，但是我不能用“大灰狼”来代替一桩人为的医疗事故，更不能保证未来生活对他一定是公平的。

不久前，我们一起看美国电视连续剧《兄弟连》，从他的议论中，我发现他看待人与事和我们十五岁时已经完全不同了。他能够宽容一个英勇的士兵表现出的怯懦，懂得尊重一个战俘投降时的尊严，欣赏一个军官哪怕砸冰取水也要刮胡子的细节，也可以对反派人物来点儿幽默。教条不再属于他们，仇恨也不再属于他们。

我有一个朋友，“文革”中因为说“谁都会犯错误，**也不例外”而被打成反革命坐了三年牢，前不久他患癌症做手术，他妻子告诉我，出现幻觉后他不停喊叫：“别让警察来抓我！”碰巧另一个朋友的弟弟患同样的病，在同一个医院里做手术，术后昏迷时说的是：“姐姐，‘文革’结束了！”这两个几乎发生在同一时间、地点和场合的故事使我震惊。他们的，还有你的，对于这段经历至今的耿耿于怀，说明我们这一代人即便走得出历史的废墟，也走不出心灵的阴影。亦如你为了让儿子摆脱“虚伪与残忍完美结合”的文化，从语言到地域彻底把他与父亲及其中国背景隔绝开来一样，我的那个并不缺少才华与豪情的朋友，宁愿在他乡抑郁而死，也不愿回故乡苟且偷生。

曾经与不止一个朋友有过共同的读书体验，书中的故事常常会惹我们哭。回想起来，几乎没有让我不哭的小说，托尔斯泰使我激动而哭，陀斯妥耶夫斯基使我悲伤而哭，车尔尼雪夫斯基使我感动而哭。《红字》《牛虻》都无不让我哭得昏天黑地。同时，我们也都觉得奇怪，现在的孩子不哭。儿子让我意外地卒读了罗曼·罗兰的四卷本巨著，但是他不兴奋也不感动，而是考证主人公与贝多芬的异同，然后总结性地宣布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革命说教过时了！”但是，他会为另外一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东西而动容，比如披头士或X-Japan的音乐。他宁愿花几百元到现场挥动闪光棒直到胳膊酸得抬不起来，而我们不管多么反叛，当SARS这样的灾难降临之时，却还有去当志愿者的冲动。

我不知道你和你儿子父亲的故事，但是可以肯定，你的儿子也会慢慢长大，从你为他蔽荫的房子里走出去。也许有一天，正是因为你的封锁给他造成的好奇，使他神差鬼使地去寻找他的父亲。他有权知道真相，也一定能够知道真相。你希望他像牛虻一样遭受致命的打击而破碎，还是希望他在真实中慢慢成熟？吃着巧克力、穿着耐克、玩儿着电脑游戏、看着动画片、听着披头士长大的儿子们，也许不需要知道什么是“反右”与“文革”，不需要学习如何写“检举信”与“检讨书”，也不需要分辨政治上的正确与不正确，以及道德上的是与非。但是不管他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他不能不面对生活中的美与丑。毫无疑问，****草菅人命的制度是丑行，“虚伪与残忍完美结合”的文化是丑行。但我相信，美国也不是一块净土。相对于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标准来说，审美是更稳定更恒久的标准，只是它也许比任何标准都更高更完美，因而更加难以企及。

前几天，我和儿子一起去观看美国《国家地理》图片展，我惊奇地发现，一百多年来，这个非盈利性机构（而不是私营公司）的领导人，由一个家庭（而不是家族）的四代人接连担任。其中有一幅黑白图片，画面是发明电话的老贝尔拉着孙子的手。这个七八岁大的男孩儿，正是现任董事长的父亲。这是一种怎样的延续与传承啊！正是这种超越了政治与社会的、由精神与审美连缀而成的链条，使得一本貌似科普的杂志，充满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瑰丽的审美色彩，成为文化传播史上的一个奇迹。所以，它能让世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着迷；所以，才会有一个中国母亲和她的儿子一起，在那些图片前流连忘返，对一本异国的杂志赞叹不已。

自私地说，一个不想失去儿子的母亲，一个想拥有儿子的母亲，在审美层面上的沟通，几乎就是惟一的途径了。当然，这也是冒险。人与人是如此的不同，DNA又是如此的神秘。我们得有支付代价的心理准备。

感谢你的来信，特别感谢你的问题，让我静下来想关于我和儿子共同成长的经历。

徐晓

二○○四年元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