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记群丑(5)

问题既然已经摊了出来，周就对杨宇久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自从脱离**后，在国民党内也当了十几年官，但一直不得意。关于抗日问题，我有不同看法。因此，这次汪先生搞和平运动，我也跟了出来，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决中日战争。但是，到了南京以后，觉得日本人远不是他们自己所讲的那样，什么‘共存共荣'等等，特别是日本军人。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既不统一，朝令夕改，上下左右互相排挤，人事调动频繁，事情很不好办。前途究竟怎样?我自己心中也没有底，只好走一步是一步，走了再看。至于和**，我当然希望保持一个联系，何况有你在其中说话。你这次来，我保证绝对安全，你随时都可以回苏北。”周佛海的这一番话，使杨宇久也满意。她表示，既然姐夫如此坦率，我也放心了。

1945年初，周佛海自己和我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还说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说:“**派杨宇久来找我，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她和我家关系很深，加之又是女的，不会被人注意。”

杨宇久有个小姐妹，名叫王爱日，当时在我舅舅家当家庭护士，王因受杨的影响，政治上也很进步。杨到上海后，由于上海仍有租界，整个环境比南京自由得多，所以，她经常外出。周估计杨是到租界和地下党联系，但没有进行干预。不久杨表示要回苏北，周也就让她回去了。行前我母亲还送了路费，杨宇久为给我妹妹赶早送行，也买了礼物送给妹妹。同年夏，王爱日在我舅母资助下，也进入苏北解放区。杨宇久以后并没有派人与周佛海联系。大约在1942年，王爱日曾托人带信来，大意是:已安全抵达，与宇久见面，仍干老本行等等。

周佛海与**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接触是与冯龙（即冯少白）的谈判。周的亲信、伪财政部税务司司长邵式军有个亲戚叫冯龙，是**。1943年春，冯龙来到上海住在邵家，希望通过邵能和陈公博、周佛海见面，商讨双方关系问题。邵立即向周汇报，并说冯是陈毅、饶漱石派来的，周当然愿意。3月的一个深夜，邵陪冯来到周家。周说:“冯先生，**不是最痛恨叛徒吗?像我这样脱离**，又当了国民党的人，**能与之共事吗?”冯解释说:“那是过去的左倾机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所致。自从遵义会议以后，以**为首的党中央，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论什么人，不论过去做过什么事，只要今天愿意同**一起抗日，我们都表示欢迎，希望你不要耿耿于怀。”

冯接着问:“你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哪几位和你熟悉?”周说:“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时期，我和周恩来、林伯渠共过事。特别是周恩来，还常到我家吃湖南莱哩!”冯说:“我下次来时，可以带来他们的亲笔信。”周接着问:“双方合作要有共同基础，我们之间的共同基础是什么呢?”冯说:“你们现在不是标榜什么‘和平、**、救国'吗?如果形势变化，你们只要将‘**'二字改为‘民主'二字，变成‘和平、民主，救国'，合作不是就有了基础吗?”当周佛海告诉我这一段时，还说明了他的看法，“**真聪明，只要把当中两个字一换，合作就有了基础。”周接着又问冯龙:“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事呢?”冯说:“第一，我们可以互相交换日本人、国民党的情报;第二，希望你能运一些我们需要的物资到苏北;第三，我们双方的部队应该互不攻击，保存实力，以备将来总反攻。”

周表示:“第一、第二可以由邵式军具体办理，惟独第三点究竟怎样可以做到?”冯说:“只要你向你的税警部队下命令:如果附近的新四军不来打你们，你们就不要去打他们。我们也向我们的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样事实上，我们就可以达成互不攻击的协议。”冯还表示，希望会见陈公博。周答应可以转告陈，可由邵式军陪同前往。最后，冯说自己有急事，要速回苏北，以后如有事要找他，可由邵式军通知，他便立即赶来。这就是周与冯龙的第一次接触。

据冯少白（即冯龙）生前发表的党史回忆录载，他此次由苏北解放区来到南京，是胜利后新四军军部接到**从延安来的指示，要他们速派人策反陈公博、周佛海起义。冯是奉命赶来南京的，并带来张云逸同志的亲笔信件。但是，由于周已死心塌地跟国民党走，再加上一些具体原因，没有成功，当然，我所了解的情况，都是周佛海告诉的，某些问题上的情节和看问题的角度，同冯龙的回忆录是不一致的。

大约在1942年春、夏之间，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二处处长胡均鹤，侦知**人潘汉年匿居在静安寺百乐门大饭店，便去和潘汉年做了一次秘密谈话，劝说潘和李士群见面。李在成为叛徒之前，潘、李就已经认识。潘同意了胡的要求，到苏州会见了李士群，潘到了苏州后，李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佛海，并陪伴潘一起到了南京，会见了周佛海。他们谈的主要内容，是商定双方在上海互不伤害，互不以暴力对付的问题。这次会见后，周、李与潘，又多次在上海的“七十六号”晤谈。他们晤谈时，杨淑慧也曾在场。1942年底，潘汉年告诉周佛海、李士群说，他将去苏北解放区，但不久还会回上海。临行前，周还在“七十六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