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曹营心在汉(1)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伟大的辛亥革命开始了。为了缓和局势，清政府只好一面起用袁世凯，另一面将汪精卫开释出狱。当时，袁因遭清廷罢斥，以足疾开缺放还回籍;汪亦以谋刺摄政王败露成为阶下囚。袁汪二人在当时可以说是同命相连。
辛亥革命在江南大地上迅猛发展，清政府为了挽救危机，派陆军大臣荫昌亲率近卫新军两镇南下，并已起用袁世凯为两湖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则以“足疾未痊，难肩重任”为辞，以报被罢斥宿怨。荫昌所率北洋军将校，多为袁的旧部，号令不行。清廷复任袁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率军镇压革命党人。但袁却暗中利用革命党与清朝的斗争，企图坐收渔利。
袁世凯与革命党人之间毫无渊源。辛亥革命前，同袁有交往的革命党人独有汪精卫。清政府为了同革命党人相通融，便任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袁、汪二人携手之机来临了。
当汪精卫出狱时，袁世凯尚在河南原籍，未到北京视事。但袁已致信其亲信梁士诒，信中写道:“南方军事尚易应付，北京政治，头绪棼如，正赖足下居中策划，请与唐少川预为布置。”梁士诒受袁之托，四处进行活动。因他是汪精卫长兄汪兆镛的乡榜同
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的袁世凯。
年，以年谊乡谊关系，特赴汪精卫的住处交换国是意见。经梁士诒介绍，汪精卫和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相识。两人一见如故，颇相投契。
汪精卫出狱后，在11月15日与杨度一起，组织了“国事共济会”。主张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公然散布革命招瓜分、生内乱的陈词，这正是五年前汪精卫批判过的保皇滥调。因此革命党的喉舌———上海《民主报》对汪的这些活动曾写社论痛加批评。正如袁世凯所预料的，汪组织京津保同盟会，并取得领导权，对于革命党人筹备武装起义，多方限制劝阻。于是，在清政府统治的北方，他成了袁内阁的得力助手，而在革命党内则是拥袁倒清论的重要鼓吹者。汪精卫此时留居北京已无必要，30日他去天津，寓居租界内的一个旅馆中，对外说准备在天津筹办报馆，作为掩饰，而暗中则派人赴上海，将会晤袁世凯的经过告知黄兴等人。黄兴赞同汪精卫的活动，愿与袁世凯呼应合作，南北双方，遂有了默契。而袁克定则往返于京津之间，传递消息。
1909年，袁世凯被载沣赶出朝廷后，隐居家乡河南彰德洹上村，以渔翁自居，终日策杖弄舟，披蓑戴笠，实则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此图即为袁世凯洹上村垂钓图。同时，受同盟会指派，与袁世凯联络，争取袁世凯反对清廷。此时的汪精卫，已成了袁世凯家里的座上客，而且与袁克定结成金兰，深得袁世凯的赏识。《辛亥革命录》是这样记载的:“十一月初七日下午五时，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见汪兆铭于内阁总理官署，使兆铭之沪，以革命党人立场，斡旋于伍、唐两代表间，以免和议之局因孙先生归国而中变，于是授兆铭议和代表参赞之名，俾得协助绍仪，但对外秘不发表。同日下午七时，世凯复见兆铭，其子克定亦相偕至，世凯命其子克定与兆铭约为兄弟。先是袁世凯三见兆铭，每见必以一人必以暮夜。盖此时世凯所资以利用兆铭者，则为京津保革命人之控制，与听取南方革命党人之情势，藉以纵横捭阖耳。及闻孙先生归国，则知非绍仪之外交所能胜任，遂使兆铭南下以周旋于内。当兆铭、克定相偕见世凯之夕，室中须设盛筵以待之。兆铭、克定见世凯，回叩首，世凯南面坐，兆铭、克定北面立，世凯顾兆铭、克定曰:汝二人今而后异姓兄弟也。克定长，当以弟视兆铭，兆铭幼，则以兄视克定。吾老矣!吾望汝二人以异姓兄弟之亲，逾于骨肉。兆铭、克定则合辞以进曰:谨如老人命，于是又北向四叩首。叩首毕，兆铭、克定，伴世凯食，食罢而退。”
下诏宣布退位的清宣统皇帝溥仪。
袁世凯还曾叫袁克定邀汪到洹上相识相叙，行时极为秘密，无人知晓。据汪后来对其侄汪希文说，他初次到洹上与袁世凯相见时，伸出右手准备与袁握手为礼，不料袁不习惯于此，却笑着向汪深深打了一揖，汪紧忙还了一揖，而后就坐。袁世凯笑着对
汪说:“素来仰慕阁下是海内大文豪，今获相见，深感欣幸。”接着又称道“甘水桥之壮举，可与汉朝开国功臣张子房博浪之一击，先后媲美”。汪听后身感飘然。两人觉得颇为投机，只感相识恨晚。汪精卫便向袁道出革命党人希望袁以所拥兵力推倒清廷;袁则想利用革命军的声势压清朝皇帝退位。两人利害相同，一拍即合。此夜汪精卫与袁世凯密谈到深夜，在场侍坐者仅袁克定一人。第二天清晨，袁世凯命其子伴送汪返京。临行，袁世凯写信给梁士诒，嘱他筹款十万赠送于汪，作为路费。汪出身清苦，一生未见过如此厚礼，不免大吃一惊，认为非义之财万难接受，坚不肯要。梁士诒劝道:“阁下北京刚刚恢复自由，离家万里，身边岂能无钱，就是赴天津、上海斡旋国事，亦非钱不可。此是袁宫保的美意，何必客气?”最后，汪接受大洋一千元，退还了九万九千元。
11月下旬，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大权在握，他重新上台后，大耍反革命两手，以图实现其险恶的目的。袁秉政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要冯国璋攻下被革命党人占领的汉阳，以坚清廷对他的信任，同时也给革命党人一个下马威。但革命军英勇奋战，顽强反击，与冯国璋的北军隔江对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