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报》主笔(1)(图)

年轻时代的汪精卫与陈璧君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开始了武装起义和革命宣传两条战线的斗争。

1905年11月，《民报》创刊，汪精卫与胡汉民、章炳麟、朱执信等先后任主编。

他以“精卫”

、“守约”

、“朴满”

等为笔名，写了《民族的国民》、《希望满洲立宪者听诸》、《革命横议》、《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等大量政论文章。

“精卫”

原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鸟名。

相传炎帝女，名女娃，因游东海淹死，化为精卫，经常衔西山木石去填东海。

后人常以“精卫填海”

比喻目标已定，奋斗到底的精神。

汪精卫以此为笔名，表明了他此时的反清决心。

12月24日，汪精卫与胡汉民、朱执信等组织“维持留学界同志会”

，主张忍辱负重，以求学为前提，不轻言返国。

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同改良派进行了一场大论战。

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汪精卫以笔为剑，积极地投入战斗。

他的文章笔锋犀利，论理深刻，能较为完整准确地发挥孙中山的思想理论。

如在《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一文里，曾指出:“今之政府，异族专政之政府也，驱除异族则不可不为种族革命;颠覆**则不可不为政治革命……故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岂惟并行不悖，实相依为命也。

这和孙中山阐述的“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

的思想是一致的。

论战中，汪精卫还经常直接按照孙中山的指导撰写论战文章，《驳革命可以招瓜分说》就是一例。

胡汉民曾回忆道:当时“列强瓜分中国之声不绝于耳，保皇立宪派人常挟此以为恫吓，谓革命即招瓜分，其言足以惑众，先生（指孙中山）乃口授精卫为文驳之，题为《革命不致招瓜分说》”

在这篇文章里，汪精卫剖析了革命与瓜分的关系，指出:“瓜分之原因，由于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洲人秉政”

，所以“满洲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

，“革命者，可以杜瓜分之祸，而决非可以致瓜分者也”

孙中山对这篇文章极为称赞，认为此文一出，“言中外之情势，原原本本，使中国人士恍然大悟，惧外之见，为之一除”

汪精卫有力地宣传、发挥、论证了孙中山的思想，胡汉民在自传里曾写道:“余与精卫以职责所在，日与先生亲，余等真正认识革命之意义，实由先生指导，先生与同志方言一问题，必须就实际上求其原因结果关系，必言其所以然，而不仅言其然”

在孙中山的教诲下，《民报》时期的汪精卫，充分发挥了他的才智和革命积极性。

梁启超十分惧怕汪精卫的驳论文章，曾“私见汪精卫，欲以分谊动之”

，企图拉拢汪精卫，平息论战，但被他严词拒绝。

当时汪精卫只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留学生，他以洋溢的热情、投枪匕首般的笔，为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

《民报》传至内地，清廷对汪精卫更恨之入骨，曾悬金十万购他的人头。

汪精卫由此闻名海内外，风云一时，为进步青年所倾慕。

《民报》时期，是汪精卫一生的黄金时代，他以精卫填海的气魄驳斥保皇谬论，宣传三民主义，正如吴稚晖所说:“学生无先生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

孙中山于1906年2月离开日本，去欧洲进行活动。

4月6日，在返回日本途中，来到新加坡，建立了同盟会分会，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吸收林义顺、沈联芳等12人为会员，并请他们在南洋各埠发展会员。

8月，孙中山再次由日本去南洋活动，9月，来到槟城，住在柑仔园，在陈楚楠等人活动的基础上，很快建立了槟城同盟会分会，吴世荣为会长，黄金庆为副会长，发展会员20多人，有辜立亭、陈新政、陈民情、林志诚、丘明昶、林如福等，还有女会员徐宗汉。

黄金庆等人又编辑出版了《槟城日报》，虽属商业性质，从中也能宣传革命道理。

又在甘菜园94号设立了“槟城阅书报社”

，在这里可以浏览各种进步刊物，并经常组织讲演会和演出新剧，同盟会的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

后来新加坡和槟城先后成为同盟会的中心。

12月，汪精卫于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随即自费进入法政大学专科。

1907年2月，在清政府的怂恿下，日本政府向孙中山下了逐客令。

3月14日，汪精卫随孙中山抵香港，以“汪兼士”

化名登记上岸。

4月，汪随孙中山由香港抵安南（今越南）西贡，旋经海防到达河内。

孙中山在甘必达街61号设立机关，领导广东、广西、云南等南部各省起义。

孙中山委派汪精卫经营南洋根据地，汪支持孙中山“经营南洋，边陲起事”

的战略计划。

同盟会的主要活动由日本向南洋转移。

当时，南洋风气未开，汪精卫所承担的筹募款项、接济起义的任务确很繁重。

8月20日新加坡同盟会出版机关报《中兴日报》，他任该报主笔。

10月，汪精卫与黄龙生前往新加坡，代表孙中山与新加坡同盟会正、副会长张永福、陈楚楠等商讨要事。

他奔波于南洋各地，顶风冒雨，披星戴月，千辛万苦。

12月又与邓子瑜由新加坡前往庇能、吉隆坡与同盟会员协商筹款事宜。

1907年，孙中山在致邓泽如的信中说:“弟前派汪精卫见赴河内、海防、西贡、星加坡、暹罗名埠，会见同志，报告军事，劝募军需，各同志多慷慨筹资汇济”

可见，汪精卫做了大量工作。

为了做好组织和宣传工作，他到处联络同志，几年内就“组织同盟会一百多处。

革命党人在南洋出版《中兴日报》，与保皇党的《总汇新报》展开论战，汪精卫是该报主笔人之一。

1908年1—3月间，汪精卫在新加坡新舞台剧场、吉隆坡商会和华人基督教协会多次讲演《民族主义与革命》、《民族主义》、《假革命》、《平等、博爱与民族主义》，以雄辩的口才，滔滔不绝地宣传反清民主革命思想，极受当地华侨的欢迎。

胡汉民对汪的讲演赞誉说:“余前此未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来未见有工演说于精卫者”

因此，有人说:“谓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亦为不诬也”

1909年1月上旬由仰光返新加坡后，汪精卫奉孙中山命与邓子瑜同赴荷属文岛等处，宣传革命，筹集款项。

在此期间，汪精卫多次往槟城三山俱乐部、小兰亭俱乐部等处讲演《商务与革命》、《闽侨尤应热情赞助革命》、《欲振兴中国商业非革命不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