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刺摄政王 名扬中外(1)(图)

穿中装的汪精卫20世纪初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组织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萍浏醴起义曾使革命党人为之振奋，东京的同盟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接着，同盟会又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连续发动了饶平黄冈、惠州七女湖、防城、镇南关、钦州马笃山和云南河口六次武装起义。革命党人屡败屡战，不屈不挠。但是河口起义失败之后，革命党人中间出现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转而热心于从事暗杀活动，认为面对残暴的强敌，暗杀可以唤醒沉睡的人民，成为革命的导火线，而且简单易行。因此，从兴中会到同盟会，组织了七八个暗杀团，策划过五十起以上的暗杀活动。其中汪精卫等赴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是一重要行动。1909年，同盟会进入一个最困难时期，国内多次武装起义均遭失败，《民报》已被查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又在同盟会内部掀起一个“倒孙”运动，诬蔑孙中山贪污经费，并以恢复“光复会”名义进行活动，广大同盟会员也情绪不振，态度消沉。此时，汪精卫提出“杀一虏酋”，“借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想用暗杀活动激励人心。于是不辞而别，由新加坡潜回香港后经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人多方劝阻，汪精卫答应暂不行动。孙中山遂命他去日本恢复《民报》，于是汪精卫又到了日本。陈璧君得知消息后，为了追求汪精卫，也以留学为名，到了日本。陈璧君到日本后，和秋瑾、曾醒（同盟会员，黄花岗烈士方声洞之四嫂，人称曾三姑，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晚年随汪精卫投敌）、方君瑛（同盟会员，方声洞之七姐，人称方七姑，后从事教育工作）等人住在一起。她慷慨解囊，把家中带来的钱物交给同盟会，作为活动经费，博得了大家的赞赏。面对革命党人遭到的屡次挫折，汪精卫甚感焦虑。汪决定“与虏酋拼死”，“谋击一清廷重臣，以事实表现党人之决心。”北上前，他留书与孙中山作别，内称:“欲维持团体，要在努力于事实之进行，则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孙中山曾极力劝阻，汪的密友胡汉民也声泪俱下地劝他不要做这样无益之举，汪都不肯听。且作书告别南洋革命党人，内有:“……今者将赴北京，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和，故预为此书托友人汉民代存，事发后即为代寄。……弟不敏，先诸同志而死，不获共尝将来之艰难，诚所愧恧。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欲以其牺牲创惊人之举，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概。陈璧君听说汪精卫要组织暗杀团，也非参加不可。于是，由汪精卫、陈璧君、喻培伦、黄复生、黎仲实、曾醒、方君瑛等七人，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当时，暗杀成风，不少革命党人视此为最激烈之革命手段，不惜牺牲生命而为之。暗杀团总部设在日本东京本乡区真砂町十五番地，其成员来往于日本和香港之间，又在香港黄泥甬道设立了秘密机关，并去屯门邓三伯的农场试验炸弹。邓三伯名荫南，也是同盟会员。制作炸弹主要靠喻培伦，他在日本学习化学，因试制炸弹曾炸伤自己一只手。陈璧君对暗杀之举也十分积极，曾找到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要求学习柔道，以备暗杀时防身自卫。当时无女子柔道奕是清王朝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因而成为汪精卫暗杀小组的首选目标。训练场所，宫崎就介绍她向其义弟一九二四郎学习剑术。和陈璧君一起学剑的还有早稻田大学学生长江清介、禅宗寺院的和尚龟井一郎、黄兴的长子黄一欧、宫崎的儿子龙介、震作等人。暗杀团原计划谋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后听说两江总督端方调任直隶总督，于是汪精卫、陈璧君、喻培伦、黄复生等人来到武汉，准备在汉口车站行事。因端方改由水路北上，谋刺未成，炸药就留在了武汉。1911年武昌起义时所用的炸药，一部分就是他们留下的。最后，暗杀团决定去北京活动，由黄复生、但懋辛先去北京准备一切，陈璧君回槟城家中筹款。当陈璧君母亲知道女儿要去北京进行暗杀活动时，极力劝阻。经陈璧君反复说服，卫月朗将首饰典当，加上平日的积蓄都给了她。陈璧君回忆说:“谋于清廷根本之地，为非常之举，以振奋天下之人心。顾所费过万金，无所出，而为事至密，不能以巨资望之同志，吾母知吾等隐衷，乃典质衣饰以足其数，吾辈乃得成行。天下慈母之心，目击其所生及爱如所生之人，相将入万死之地，不尼其行，且务有以成其志。如吾母者，似非慈之一字足以形容也。”陈璧君带着这笔款子立即回国北上。此时，汪精卫已去大连相候，二人见面后，经沈阳转赴北京。一路之上，二人扮成夫妻以为掩护。此行虽有艰险，但和汪精卫在一起，陈璧君的心情仍是十分愉快的。刺杀行动确定后，1909年深秋，黄复生、喻培伦先行回国，在北京建立这次行动的掩护机关。由于喻培伦在大阪化学研究所学习，专门研究过摄影技术。经过一番周折，喻、黄二人就在北京顺治门外琉璃厂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准备开办一家照相馆做掩护，进行暗杀准备活动。一切准备就绪，喻培伦又东渡日本，向汪精卫等人做了汇报。然后购置好炸药器材，混装入照相器材当中偷运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