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话人生》十(1)

1842年夏天，我为丹麦夏日剧院写了个短剧《梨树上的鸟》，获得极大成功，皇家剧院的管理层将它列入了保留剧目。黑伯格夫人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决定出演女主角。观众很喜欢看这出戏，他们觉得选择的乐曲主旋律十分优美。我知道，它还在一次冬季演出中经受住了突如其来的嘘声的考验。嘘声来自几个年轻人，不知道是扮演了谁的代言人。观众质问他们这么做的理由。他们说，“写了一点鸡毛蒜皮的琐事就获得这么大成功，安徒生还不得意死了。”他们嘘的那天晚上，我没在剧院，对他们的做法一无所知。第二天，我去看一些朋友。我头痛得厉害，朋友家的女主人看我脸上的表情，还以为我是为昨晚上的事想不开。她走近我，拉住我的手，同情地说：“昨天的事值得你这么伤心吗？只有两个人嘘，全场观众都是支持你的。”“嘘声？支持我？”我惊叫起来，“有人嘘我吗？”这时她才知道，她恐怕是第一个告诉我这件事的人。

第二场演出的时候，我呆在家里。戏刚一结束，我的几个好朋友就跑到我这儿上演了十分有趣的一幕。第一个来的人向我保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跟昨天的嘘声一样，纯粹是为了我的成功。每个人都是诚心实意地喝彩，只有一个人嘘。这时，第二个人到了，我问他有几个嘘的，他说：“两个。”第三个来人说：“就三个，没有再多了。”这时，我最诚实的朋友，质朴、聪明、杰出的哈特曼来了。他不知道其他人刚才说了什么，我请他以他的名誉保证，告诉我到底有多少人嘘我。他把手按在胸口，说“最多五个”。“哦，不。”我冲口而出，“我不再问你们了。这不和福斯塔夫约翰·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剧本《亨利五世》第一第二部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欢乐肥胖爱吹嘘无所顾忌的骑士——译注的情形一样了。这儿刚刚有人断言说只有一个人嘘。”

为补偿刚才所说，哈特曼半开玩笑又特别诚恳地说：“确实只有一个嘘的，但那真是讨厌的噪音。”

第二天，芭蕾教练布侬维尔给我寄来一首诗《诗人之树》，后作为附录收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在这首诗里谈到了我的诗人之树：

你的梨树重新带给我们夏天的热情，但现在，他们还不接受过熟的果实。也许再过些年，这树就将带给我们葡萄，让我们重新品尝温馨的果香。因此，别让失望噬咬你的心灵，别让忧伤充满你的叹息。有多少得到上帝馈赠的人，都是你的恩人，你不想答谢他们吗？不能对你的上帝忘恩负义，你已从他那里得到太多。

以散文诗代信致我的朋友汉斯·安徒生。

诚挚、忠实的奥格斯特·布侬维尔

1842年11月13日于哥本哈根

有几家报纸对《梨树》作了挖苦的报道，而且，他们又开始嘲笑《诗人的市场》。这一回，欧伦施莱格再一次发自肺腑地强烈表达了他对于《诗人的市场》和《梨树上的鸟儿》的赞美另一方面，黑伯格在他那份为知识精英办的报纸上，就我在戏剧中对日常琐事的处理发表的评论：“把这样一个小生灵，包含在戏剧的鸟笼里，只能当成卖弄学问来反对。因为你说不出它好，也说不出它不好。它太小了，太无足轻重了，太天真无邪了。剧院经常需要这样权宜之计的剧本，它或许能逗大家乐，自然不会带来什么痛苦。但肯定地说，从这出戏里又根本看不出有丝毫单纯和抒情优美的痕迹。”

当时，黑伯格算不上是我的朋友，他也不是我剧作的朋友。作为一位对我的攻击者，他同时又是一位有能力、有才华的人，而且有时也还有公正的表现，那我当然只好接受这个事实，忍受来自某个小圈子的攻击带给我的痛苦。他在上边提到的那篇评论中还说：“就《梨树上的鸟儿》来说，公众只要看过三四遍演出，就会用更为公正的态度，针对剧中上帝看得见的小路（问题是上帝根本几乎不肯屈尊来看这条小路），针对那笨拙、可怜、不能给任何一个女孩子带来幸福的嫁妆，作出苛刻的评判。实际上，《梨树上的鸟儿》真是一只单纯的小鸟，它也许不能激起任何一位头脑冷静、高雅的观众的情绪，甚至没有一个人会喜欢剧中的歌声。伴着这只贫穷、脆弱的鸟生命结束时雷鸣般的锣声，全场响起强烈的嘘声和口哨声，就是一种相反的强烈的证明。因此，它除了能作为沉闷的丹麦人一种狂热的冲动，什么也不是。”

十年以后，黑伯格当上了皇家剧院的导演，这个戏虽然还在剧目上，但被搁置起来。不过，他同意在俱乐部剧院上演。这已经比他以前对我的态度友好多了，我深受感动。因这部短剧得到观众的热烈喝彩和喜爱，打那以后，常常上演。

1842年10月8日，我第一位尊贵的资助人去世了。早些时候，我们常在伍尔芙家见面，还一起合作过《凯尼尔沃思》，但我们没能成为亲密的朋友。他像我一样，喜欢孤独地生活。但人们喜欢去看他。我相信，他们也喜欢来看我。我有鸟一样的天性，我想飞遍全欧洲。而他最远的旅途是到罗斯吉尔德，跟那儿的朋友相处得像在家里一样，他能在大教堂的管风琴上即席演奏。没人能劝说他再往远些旅行，我记得当我从希腊和君士坦丁堡回来后去看他，他幽默地说：“看，你还没我走得远。你来皇冠公主大街，能浏览国王公园。我也一样。但你花了很多钱。如果你一定要旅行，就到罗斯吉尔德，足够远了。就在这儿等着人们开始星际旅行。”《凯尼尔沃思》第一次上演时，我还收到过他的一封信，行文是典型的卫斯风格：“愚钝的哥本哈根观众怎么能明白我们这部歌剧第二幕结尾的真正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