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政坛风云(4)

赫鲁晓夫像法官宣判似地厉声回答："注意听吧，你很快就会知道的!"接着他就发言，历数了贝利亚的罪恶活动和阴谋企图。接着布尔加宁和与会的每一个人都发言谴责了贝利亚的罪行。

会议本应由马林科夫总结并宣布对贝利亚的处置，但是事到临头，马林科夫却害怕得不知所措，致使会议长时间地停顿而没有结果。赫鲁晓夫见势不妙，立即要求发言，他按事先商讨的意见，建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解除贝利亚的部长会议副主席、内务部长以及他担任的一切其他政府职务。此时的马林科夫仍然没有从恐慌中解脱出来，他好像忘记了提议付诸表决的程序，而是稀里糊涂地按了一下秘密电钮，向隔壁房间发出了信号。

朱可夫第一个走进会场，紧跟其后的是莫斯卡连科等10位杀气腾腾的将领。

马林科夫用一种微弱的声音向朱可夫说："作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我要你们把贝利亚先关进监牢，以待调查对他进行的控诉。"

朱可夫怒视贝利亚，似乎要把千仇万恨都凝聚在一句话上，他冲着贝利亚大声喝道："举起手来!"随后，所有的元帅和将军们都打开了他们的手枪皮袋，以防贝利亚的反抗。几乎在同一瞬间，贝利亚迅速去摸他的公文包，而旁边的赫鲁晓夫则赶紧抓住了他的手臂，于是贝利亚无奈地缩回了手。

贝利亚及其同伙被捕后开始被秘密关在莫斯卡连科的司令部地堡里，直到1953年12月24日才宣布对他们处以死刑。

贝利亚事件后，朱可夫被提升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随之而来的是，原属贝利亚领导的政治警察的地位下降了，军队的柱石作用得到了重新承认。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朱可夫在军队地位的恢复，军队中政治军官的影响也越来越小，职业的军事长官获得了全部权力，1955年，连一级取消了政治军官的职位，代之而起的是一长制的推行。

在朱可夫的军事生涯中，他从来没有动摇过"军事一长制"的立场。他始终认为，国家的文职当局必须放手让军事司令员来处理部队的事务，而不要让政治委员来干涉。

在朱可夫这一坚定而又大胆的观念指导下，苏联的军事制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军队中党的观念淡化了，政治思想束缚解除了，军官们可以提出过去禁止提出的许多问题，军事指挥员从30年代以来第一次成为唯一出头露面的人物。

这种情况尽管使军事指挥员获得了信心和力量，尽管他们从心底里仍然坚定地忠于党，但是党的机关和一些政治敏感者却意识到这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倾向，是对党的领导权的严重挑战。

1956年1月，在莫斯科军区一次党的会议上，朱可夫极力强调要维护军队司令员的特权，他说：

"在莫斯科军区，有人企图对司令员的正式活动在党的会议上加以批评。这种企图是应该谴责的。我们的任务是对指挥员权威予以全面加强，对于严格要求部下的军官和将军要给予支持。"

后来，他又在政治工作人员的会议上主张，政治工作者要先做军人，然后做理论家。他说：

"宣传的任务不仅在于解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在于对其实际的执行作出贡献。宣传工作的理论方面应该给予与军队的实际任务联系着的问题……以更多的地位。一个不懂得军事责任的政治官员，就不能应付他面临的各种任务。"

1957年4月，苏共中央公布了一项《对苏联陆军和海军中党组织的指令》。文件虽然原则地强调了军队中党高于一切的地位，以及总政治部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门，具有独立的地位。但是在具体指令中，却规定了"军事司令员对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两方面都要负责"，"不容许在党的会议上对司令员的命令和规定提出批评"。这一内容，显然是朱可夫思想的具体体现。

随着这一思想的发展，军队中政治工作的地位逐渐下降，有的甚至完全停止了。军人对政治学习、思想教育和党的领导越来越不感兴趣。代之而起的是大家都集中精力从事军事专业，掌握新的、复杂的军事技术和探索未来战争的手段和方法。军队中的政治干部受到了冷遇，人数锐减。政治机关的权限也受到限制，使它的职能仅仅局限在政治教育方面。

朱可夫所推行的路线，不管其最终目的是什么，但客观上则明显地削弱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否定了党的工作人员的地位和作用。这不能不引起赫鲁晓夫总书记的警觉和不满，因为他自己的权威正是建立在党的各级权力基础之上的。但是斯大林死后，继承权的斗争还没有获得最后结果，朱可夫的支持还举足轻重，赫鲁晓夫不会为此与朱可夫摊牌。相反，他对朱可夫给予了最大的尊敬和特殊的待遇，并将他选进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果然，当1957年赫鲁晓夫与反对派作殊死较量时，朱可夫给予了他至关重要的支持。

贝利亚事件之后，在苏共上层围绕国家建设的方针问题，出现了重大分歧。

1953年8月，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最高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答应不久要实行一种新的经济政治政策，更多地注意消费商品的生产。这一宣告立即得到公众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