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浪迹维也纳(2)

希特勒认为，维也纳的时代，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代，也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时代。他写道：

"维也纳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旧是我一生中条件最艰苦的学校，也是最彻底的学校。我刚踏进这个城市时还是一个孩子，离开时却已成人，性格也变得沉静严肃了。

"在这个时期中，我形成了一种世界观，一种人生哲学，日后成了我一切行动的牢固基础。除了我当时打下的基础之外，我后来很少需要学习什么东西，也不需要改变什么东西。"

其实，希特勒在维也纳所谓形成的一成不变的哲学思想，大部分是空虚的陈腐思想，有时往往荒唐可笑，而且是受到粗暴的偏见的影响形成的。这些思想并没有什么独创之见，只不过是从20世纪初叶奥地利激烈的政治生活的大漩涡中原封不动地拣来的破烂货而已。

当时，这个多瑙河畔的帝国，正由于消化不良症处在奄奄一息的状态中。好几个世纪以来，在人口中占少数地位的日耳曼奥地利人统治着一个拥有十多个民族的多语言的帝国，把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强加在它之上。但是从1848年以来，他们的控制地位日益削弱，他们不能同化少数民族，奥地利不是一个大熔炉。19世纪60年代，意大利人分裂了出去；1867年，匈牙利人在所谓双重王室的制度下赢得了与日耳曼人平等的地位。到了20世纪开始的时候，各个斯拉夫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等等--都要求有平等待遇，并且至少要求民族自治。各民族间的激烈争吵成了奥地利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

不仅如此，也还有社会动荡，而这往往掩盖了民族冲突。没有选举权的下层阶级要求享有选举权，工人们坚决要求有权组织工会和举行罢工。他们不仅是为了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而且是为了实现他们的民主的政治目标。后来也果真如此，在举行一次总罢工后，成人普遍享有了选举权，而奥地利籍的日耳曼人在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也因此告终，因为他们在奥匈帝国的奥地利这一半中只占1／3的人口。

对于这些情况，希特勒这个从林嗣来的年轻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是坚决反对的。在他看来，帝国正陷入"危险的泥淖"中去。只有日耳曼人这个主宰种族恢复原来的绝对权威才能拯救。非日耳曼人，特别是斯拉夫人，而其中尤其是捷克人，都是劣等民族。必须要由日耳曼人用铁腕来统治他们。议会必须废除，所有民主的"胡闹"必须结束。

虽然希特勒没有参加政治活动，但他非常关心地注意着奥地利三大政党的活动，这就是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和泛日耳曼民族党。一种政治上的狡猾见识现在已开始在这个不修边幅的施粥站常客的心中萌芽，使他能够极其清晰地看到当代各种政党的力量与弱点，而在成熟以后，使他成了德国的第一号奸雄。

他同社会民主党一接触后，就对该党有了一种强烈的憎恨感。希特勒说："最使我憎恶的是它对维护日耳曼主义的斗争持敌对态度，它对南斯拉夫'同志'不要脸地讨好卖乖……在几个月之内，我就得到了在其他的情况下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得到的东西：看透了一个假装成社会美德和兄弟友爱的化身的有毒的妓女。"但是，他这时却注意研究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间得到成功的原因。回家后他开始阅读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分析该党领导人的演讲，研究它的组织，思考它的心理和政治手段，估计它的成绩。他最后得出社会民主党获得成功的三个原因：他们知道如何开展一个群众运动，任何政党如果没有群众运动就一无用处；他们掌握了在群众中进行宣传的艺术；最后一点是，他们知道利用他所说的"精神上和肉体上恐怖"的价值。

这第三个教训引起了年轻的希特勒的好奇心，虽然这是以错误的观察为基础的，其中掺杂他个人的大量偏见。10年以后他将充分利用它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希特勒回忆这段经历时对党徒们说：

我了解这个运动，特别对资产阶级所造成的恶劣的精神恐怖，从思想上和心理上来说，资产阶级都不是这种进攻的对手；信号一发，只要看来是最危险的敌人，它就对之发动谎言和诽谤的真正大攻击，一直到被攻击者的精神不能支持时为止……这种策略所根据的是对一切人性弱点的精确估计，它的结果导致必然的胜利，其必然程度几乎同数学一样精确……

我同样也了解肉体恐怖对个人和群众的重要性……因为在支持者中间，所取得的胜利似乎是他们本身事业的正义性的胜利，而被击败的对手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对继续进行抵抗不存任何胜利的希望。

关于希特勒日后要加以发展的纳粹策略，再也没有比这段话分析得更加露骨的了。

在维也纳，年轻的希特勒还以他正在提高中的狡猾的分析能力，密切地注视着泛日耳曼党的动向。他认为泛日耳曼党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是，未能争取到国内有势力的力量的支持，这种支持如果不是教会的话，至少也是陆军，或者内阁，或者国家元首。希特勒明白，除非得到这种支持，否则任何政治运动都很难取得政权。希特勒在1933年决定大局的1个月里，狡猾地骗取到的，正是这种支持，而且也完全靠这种支持，他和他的国家社会党才有可能接管一个伟大国家的统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