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1)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作案后，急匆匆逃走，没有来得及找到失去的入厂通行证。通行证上，照片、姓名，一应俱全。想隐匿，也藏身不住了。
王宗王方和王宗玮脸色煞白，气喘吁吁，仓仓皇皇跑回家来。王宗玮进门就向他母亲说：“我和宗王方出事了，快找衣服，晚了，公安局就来抓了！”
王宗玮的母亲惊慌地问：“上哪去？”
王宗玮心急如焚，无意回答：“不用管了，东西南北中。”
“二王”的父亲王家林，看到儿子的衣兜里插着枪，已经知道事态的严重！
王家林和妻子都是东北机器制造厂中学的教师。在三个男孩子中，王宗王方和王宗玮是老二、老三。正是由于他们对子女的溺爱，使王宗王方从小养成好吃懒做的恶习，念小学时候就混迹在扒手之中。1974年和1975年，他曾两次被收审。1979年他在沈阳大东区辽沈卫生院当药剂员期间，又因盗窃被捕，判刑三年。这次行凶作案的日子，是他新婚后的第三天！
对王宗王方犯案，他的母亲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一次当她得知儿子要被捕法办的时候，她扔下学生不教，带着王宗王方北逃，将犯罪儿子隐匿在亲属家里，儿子被缉拿归案后，这位“人民教师”也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
老三王宗玮，1976年1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80年复员，同年8月份分配到东北机器制造厂六车间当工人，在厂工作两年多，他举止文雅，说话和气。没有会想到这种案子居然会有他一份。难怪发案那天，公安局找到六车间党支部书记，提到王宗玮是杀人重大嫌疑犯时，他愣住了！
其实王宗玮除其品质与王宗王方同样恶劣外，他比老二胆子更大，心更狠，更狡猾。1976年初冬时节，沈阳市大北监狱某驻军值班室的三支手枪被盗，盗枪者就是王宗王方和王宗玮。那年侦查盗枪者时，最大的怀疑对象，就是窜进监狱值班室院子里的一高一矮的穿棉袄的两个青年，文字材料中记载下的体貌特征，就是今日的“二王”。可见，王宗玮在参军以前就是盗窃枪支的重大罪犯。他在部队三年多，以打篮球为掩护，偷偷藏匿了大量的子弹。1978年6月他在写给王宗王方的一封信中说：“已弄到子弹100发。”他在部队听说王宗王方被捕了，惊慌地从内蒙古跑回沈阳，怕是与盗枪案有关。回来一看，只是盗窃财物事发，才放心地回去。复员时，他不仅带着大批子弹回来，而且还在行李卷里偷藏着5颗手榴弹。
王家在香港、美国有亲属，常有海外书信来往。因此此次案发后王宗玮决定先到广州，然后偷渡出境。
2月15日晚9点钟左右，第四十七次列车驶入湖南省衡阳市以南40里的西里坪地区。由于正值春节，为了严防有人将鞭炮带到列车上，乘务员们开始检查旅客们的包裹。检查到２２号车厢时，乘务员突然在货架上的一个提包里摸到铁器，形状像手枪。他立即将乘警找来，同乘警共同检查，果然从包里搜出一支五四式手枪。乘警问：“这包是谁的？”
靠车窗坐着的一名大个子旅客起身应道：“我们的。”
乘警指着手枪问：“把枪证拿出来。”
大个子一面悄悄地将右手伸进裤兜里，一面招呼与他斜对面坐着的小个子：“哎，人家要看你的枪证。”
小个子从睡梦惊醒后一愣。在这紧张时刻，突然“砰”地一声枪响，大个子的右手在裤兜里勾动枪机，对着乘警射去，子弹射中乘警的耳朵。霎时车厢里一阵混乱，小个子趁机拿起被搜的手枪，两人握着枪，背靠背地站着，大声说：“谁动打死谁！”他们拎着提包边说边溜，到门口，急忙去开车门想跳车逃去。但是车门紧锁着，他们便对着门锁打了两枪，无济于事。眼前的形势对他们十分不利。令人遗憾的是，司机突然来了一个紧急刹车，火车缓缓停了下来。小个子立即砸碎车门玻璃，钻出窗口跳下车去，大个子也紧接着跳下火车。两人从路基滚下坡，爬起后，急急忙忙地向南奔去。这时天上开始下起小雨，雨幕遮没了两个人的踪迹。
第四十七次列车紧急停车15分钟，搜查中获得两人仓皇逃走时遗留在货架上的一个大旅行包，包里有棉大衣、鞋袜等生活用品，大多印有沈阳生产的标记。更为有价值的是，在车厢拾到两枚手枪子弹壳和从破碎的车门玻璃上取得染血的玻璃片。公安部刑侦局对弹壳迅速进行技术检验，认定第四十七次列车上的两枚弹壳，与12日在沈阳军医院作案现场拾到的13枚弹壳，是从同一支手枪射出的；对车门玻璃上留下的血迹进行血型等分析、化验，证明是罪犯王宗王方的血。这样，就证据确凿地掌握了“二王”南逃的踪迹。
公安部刑侦局的几位局长立即汇聚到值班室，并做出全力追捕的决定。午夜12点，值班室值班员紧急通知湖南省公安厅，立即控制“二王”活动地区，组织力量，在衡阳一带展开围捕工作。
2月16日凌晨，衡阳市公安局接到追捕“二王”的命令后，冒雨派兵布阵，在市区以外西里坪的几个通路方向设下两道哨卡，准备把罪犯截歼在郊外。
可是狡猾的王氏兄弟，在公安人员设卡堵截之前，就已经扒乘货车进入衡阳市区了。16日凌晨两点，衡阳市冶金医院的夜间值班接治了一高一矮两个求医者。他们穿着湿漉漉的衣服，每人提着一个人造革黑色提包。小个子左手托着受伤的右手，坐在医生对面请求治疗。大个子一直站在房中暗处，目光斜睨，瞄着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