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祭(2)

书祭(2)

那是一个黄昏。

同院的小妹偷偷地将她父亲藏在床下的《水浒》借给我。小妹显出超乎寻常的紧张,告诉我:“有毒的!快看!”战战兢兢,半生不熟,“地下党”般地读完这本“有毒”的《水浒》。我简直无法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让人着迷的书。

于是,我真的上了“毒”瘾,开始想尽办法传书、借书。我有了两个年长的书友,一个是中学数学老师,一个是砖厂工人。我将从同学那里用烟标、弹球换来的旧书和他们传换。这种传换周转极快,有时一周几次。

记得我借到了一本《牛虻》。借书的同学告我这是专写“流氓”的,明天一定要还。于是,家人睡去的时候,我一目十行地偷读,没想到,读至**,我竟泣不成声。

母亲先被惊醒了。

“你中毒了!”母亲吃惊地盯着我,那时母亲相信电台里的一切宣传。父母全是极本分的人,他们最担心儿子学坏。就是从夜读《牛虻》开始,父母对我读书有所警惕,有所限制了。

终于出事了。

那是我从同学家里偷借出一本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看后,我迅速以此为筹码,传换了几本苏联小说。不料,转天夜里3点多钟,急促的敲门声将全家惊醒。借书的同学哭着索要《我的前半生》。他是背着父亲将书借出的。这位同学自然挨了责打,深夜上门索书,他的父亲就在身后等着。

整整跑了半夜,我才将《我的前半生》追回,我也因此挨了父亲的打,很重。

那是十分惊恐的一夜。

我是因书挨打之后,再一次深深地体会到那种默默无言的父爱的。作为普通工人的父亲究竟是如何搞到一张借书证的,而且是一张“内部借书证”,这里想了多少办法,费了多少周折,我不知道。但是我不会忘记那个细雨霏霏的下午,父亲兴冲冲领着我到河北区红光中学图书室,为我借了两本竖排的《鲁迅选集》。

至今我仍记着父亲的笑。那是父亲脸上很难见到的幸福的笑。那是看到我的笑之后,父亲才笑的。

那条长长的借书路,我已记不得和父亲走了多少回。走着去走着回,从不坐车,很累,也很幸福。

尽管可借的书十分有限,尽管每次借书全要父亲陪着,但我毕竟有了一个书证,而这书证并不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孩子应该得到的。

借书证我用了两年。那是我最快乐的两年,我想那也是父亲最快乐的两年吧。

父亲病倒了。

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我去北站铁路医院看望住院的父亲。经过北站书店的时候,我又忍不住钻了进去。书店老板是个很让人感到亲切儒雅的老人。因为以前父亲常带我到这个小书店买书,他便认识了我。

我一眼就看到空空荡荡的架眼上有一本让我产生金碧辉煌感觉的精装书:费·梅林的《马克思传》!硬壳封面,乳白的底色,黑色的书脊,衬着烫金的书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漂亮的书,一时间我只是怔怔地捧着书。书店老板笑呵呵地对我说:“让你爸爸给你买一本吧!”

定价两块三,这个价钱是我当时的家境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何况父亲又病重住院。我慢慢地将书退了回去,谢了老板,头也不回地跑出了书店!

我的眼里一定有泪,或者一定有隐藏不住的苦楚。

否则,躺在病床上的父亲是不会追问我的。我那时极不懂事,我终于忍不住讲了那本书,讲了我所见过的辉煌,讲了我的渴望。

沉默了一会儿,父亲无声地笑了,然后从枕下翻出两张医院的菜票,让我退掉一块五毛钱,并告诉我家中箱子里还有一个存折,那上面的几十元钱早已在年前取出贴补家中急用了,只剩下一块钱,作为保留存折的底儿,作为以后日子好了还能再存些钱的希望。

父亲躺在病床上说:“你快取了那一块钱,凑上买了,会卖完的!”

我退了父亲一块五毛钱饭票,一口气跑回家,取出那一块“底儿”钱,当天下午便买了那本《马克思传》!回到家我不停地翻看,一遍又一遍,不读一个字,只是一页页翻着,静听翻动书页的响声,我完全沉浸在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之中,全忘了病重住院的父亲甚至连丙菜也不能吃了!

现在那本精装的《马克思传》仍然摆在我宽大的书柜里,尽管原有的那种气派、辉煌早被后来者比得黯然失色了,但每当看到它,我的心头总是掠过一丝苦涩,我总想到躺在病床上的父亲那慈祥的笑容。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曾想让这本书陪送父亲的亡灵,几经犹豫我还是留下了。

我想这本书应该是父亲留给我的纪念。纪念着一种艰难一种爱!

那个苍白的时代过去了,它剥夺了我们这一代人许多,但却留给了我那样难以忘怀的父爱;我因此而拥有一份永远不会褪色的感情。而那深深的父爱,又让我始终怀抱着一个似乎很久远的书梦。

正是因为有了这沉甸甸的书梦压在心头,才使我难以为其他的书再度激动!

不只是为了那片难以偿还的父爱之情,同时也为我的民族的目光不再贴上封条而祈祷,于是便有《书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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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星散文随笔集:历史的从容让我们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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