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伟：一个总编辑与他的品牌
张建星１９８３年开始当记者，用１７年时间成为《天津日报》的社长、总编辑，又用四五年时间做成十报两刊轰轰烈烈的报业集团。我与张建星在情趣上的接近，一个很大原因是他也喜欢孙犁。孙犁先生在《天津日报》当副刊编辑３０年，２００２年８９岁去世时候，天津日报报业集团三份日报连续七天以超过１００个版的阵容向他表示致敬的态度令我感动。我到天津，张建星见我的第一件事是拉我看大楼前立着的孙犁像，顺他指示方向，整个楼好像就成为孙老先生身躯的延展。巧的是，塑像后正刻着我最喜欢的《荷花淀》里的那一段文字：“她像坐在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一层薄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柔柔而无一点装饰，琢磨着又是那等精致细密，一个革命作家，文字却浅淡到像是自然洇在纸上的水渍。所谓冷淡清虚最难做，贾平凹因此评介他：“没有任何病疾的自在，难寻技巧，也无法看到才华横溢处。”怎样的姿态都不需要，也都不屑于，真所谓大方无隅，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我遗憾的是没有见过孙犁先生。在《人民文学》十年，编辑部里无论是谁，只要一说起他，真正无不肃然起敬。那时孙老先生时不时就有芸斋小说在《人民文学》发表，这“芸”的意味最起码有递进的三层：先是芸香，香草一种，也就是俗话说的“七里香”。周邦彦有词，“乱花过，隔院芸香，满地狼藉”。古人说这香能驱虫护字，芸阁自然也就是书房。其二，诗经中有“苕之华，芸其黄矣”。“苕”也是凌霄花，“黄”可体会为“盛”也可体会为“衰”。再其次，“夫物芸芸，各归其根”，“万物芸芸，化为尘埃矣”。也就是孙老先生，能这样极致地使用这样一个“芸”字。
张建星给我看他珍藏孙老先生给他的散文集《母亲是一种岁月》所写的题字，奇怪的是，作家出版社最后成书时竟未用这浸透苍劲的字作封面。老实说，因为这本书，我才真正触及了张建星深一些的层面。张建星说他到现在一直陪伴着他母亲，只要在天津，就每天早上陪母亲吃早点。他写他母亲的那些记忆，我以为是他所写文字中最好的，读到只想落泪。落泪原因，是因为张建星一见面就告诉我，他小时候家里穷得被全院人都看不起。他与他弟弟从小捡煤渣，“从春天拾到秋天，几乎每日不停，于是小山似的煤渣便可以堆满自搭的小屋。有了这些煤渣，一冬，甚至更长时间家里不用买煤，这样每月至少可以省下四块钱的煤钱。对于富裕人家，这四块钱显然不足挂齿，但对我的母亲来说，这四块钱可以把贫困的日子过得略显宽松，甚至有声有色。”我读他记忆，辛酸处还有唐山大地震他父亲病重时只能躺在医院住院部外一个四面通风通道的水泥地上，母亲与他和弟弟只得将外衣都脱下，盖在父亲身上，围成一圈为其挡风。就是这个父亲，病重住院时候拿两张医院里的菜票退成一块五毛钱，加上存折留底的一块钱，让儿子去买了一本当时他最想买的《马克思传》。这本书在７０年代，我们都曾因喜欢它的厚度而把它买下来，但我们买书时候，从没有想过买它还会有这么辛酸的故事。张建星骄傲的是他有一个每天靠洗一百多件衣服维持一家生计、在深夜路灯下等着加班的儿子归来、从心里一直牢记着儿子第一个月拿到工资以两元钱在小饭铺里请吃那一碗面、那两头蒜的母亲。我真觉得，那般辛酸生活真是那样的一种财富，那样辛酸才会有那样坚韧。有那样一种情感爱一个父亲、母亲、妻子、女儿的人，也就会真诚地爱在他生活中与他擦肩而过的所有人。我从他一篇《我已经是魔鬼了———寄女儿》的散文里，曾充分感染过这种真诚。文中说：“一位我尊重的前辈曾把自己信奉的格言赠与我———人淡如气。我相信他是真诚的，因为他白发如雪。但是我又反问，真能做到吗？我期望我的女儿这一生都是淡淡的，淡蓝，淡粉，淡如水，淡如气，淡如朴素的菊。但我要告诉女儿，我不行了。岂止是我不行。由于争斗，由于欺骗，由于人生太多的坎坷，我们很可能在没化为气的时候，已像诗人郭小川那样成为火药味很浓很浓的烟了。”有勇气能这样真正面对自己所学到虚伪的人毕竟不多。
这些文字当然都写成于张建星当上总编辑之前。我喜欢张建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也反复说他喜欢北方的冬天，他说他喜欢北方冬天那种“沉默中的清澈”，而我则喜欢北方冬天那种“沉默中蕴藏着的张力”。也许正是这种张力才涌动他成为成功者———将一张党报发展成了一个雄踞一方的产业，上海文汇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３月推出他撰写的《新闻的创意时代———新闻操作９２条札记》一书现在已经再版。在这本书中，我兴趣在他对新闻表现形式与技术的思考。比如他提出“无球跑动”，也就是自身先动，才可以在动中去触新闻点，变被动为主动。他提出“极具张扬的包装，内容是山形式是水，水流湍急借山的高低险峻，造势目的是为“高峡出平湖”。他提出“做版面而不做文章”，版面的感觉就是新闻通过技术处理而成质感，版面错落有致依赖于策划、结构、布局与细节。当然，从总编辑角度，“新闻处理一定要比社会舆论冷一点”可能对我更具启发。他从受众的承受与适应能力来分析，在我看，新闻传达中更重要的能力实在是这种对“度”与“分寸”把握的较量。有“度”才有传播空间，这构成了新闻反应的技术水准在传播能力中的作用，因为只有精准的控制才能保证传播能力，所以新闻技术所把握的质感，从某种角度说就在这种分寸之中。
张建星还有一条原则让我称道的是，“新闻职业道德的第一条就是当仁不让”。这就是竞争时代强势夺人。他认为，人不能没有**，**应该是真诚、坦白的，应该是**裸的太阳，“像你的哭像你的笑，像你泡在邻家只为要一块牛肉吃。”这种原则决定了他不回避总编辑的品牌效应，能将那样一张报纸扩展成那样野心勃勃、沸沸扬扬。他称他自己的生活观是，“事业上沸腾一点，自己的感觉上要孤独一点———不要把社会的状态变成你个人的状态。”以这样的观念，他日常还是追求“最好吃的是三五好友泡在一个小饭铺里”；最舒服的是“从灵魂到肌肉全部放假”，“浸透进一种更真实的天伦之乐”。他的散文《我的春节不拜年》因此给我深刻共鸣，当然，我们都知道，那样“梦里流连的停泊地”一年也毕竟只有几天，更多时候我们都是身不由己。
（朱伟：《三联生活周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