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发言人第一次登台亮相回顾(1)

钱其琛副总理当年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外交部历史上最不正规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但却是极为要的一次新闻发布会，它开创了外交部发言人的先河。

钱其琛副总理在其《外交十记》中是这样介绍其第一次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对外亮相的。

“事情要从那年（1982年）的3月24日说起。

那天，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虽然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8·17”公报——即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

我们当时的分析是，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的争夺日趋紧张，苏联已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而缓解对华关系正是其中的一个重大步骤。这在客观上为我们调整对苏联政策提供了机会。

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3月26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当时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

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我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个没有先例的新闻发布会和三句话的简短声明，立即引起了在京的中外记者的极大关注。

出席发布会的苏联记者当场竖起大拇指，对我说：“奥庆哈拉索！”（很好！）他显然听出了声明中不同寻常的意思。

三句话中，重要的是两个词，一个是“注意”，一个是“重视”。实际上，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之意。其言可听，自然是说，你讲的话中间，有合理的成分。以前，中国对苏联所说的一切，只有全面批判，哪里会听，更说不上“观其行”了。现在要“观其行”，是要对方拿出实际行动来。

这简短的声明，第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中间位置，表明消息虽短但很重要。声明在国际上也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这是我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从此成了惯例，每周举行。不过，不再是站着举行了，而是移到了国际俱乐部，记者可以坐下来了。后来，外交部建了新楼，有了专门的新闻发布厅”。

李肇星作为外交部发言人第一次上台就碰到了西藏问题。发布会上记者就“西**立”问题不断向次第一次登台亮相的李肇星发难。李肇星对各种谬论进行了批驳，并表示：西藏自13世纪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所谓“独立”问题一概是不能讨论的。听到这，有一个记者问：“我也有自己的家乡，如果你说我的家乡不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我才不在乎呢!你为什么对西藏问题这样在乎?”李肇星答：“你对自己的国家怎么看是你的问题，但是中国的主权是神圣的，外国人无权干涉!”。李肇星第一次上台就咄咄逼人，表现不凡。回答问题条理清楚，反驳有力。据说，后来这位西方记者可能是出于对李肇星的尊敬，居然和李肇星交上了朋友。

朱邦造的第一次亮相非常不顺。朱邦造98年2月10日第一次上台。一上台就接连出现几个小插曲。他是学法语的，需要带耳机听英文同声传译。但他上台前忘记了打开耳机的开关，在台上根本听不到翻译的的声音。一个记者提问后，他没听见译文，无法回答，只好要记者将问题再重复一遍，来回重复几次，在场的记者和工作人员都感到很纳闷，不知何故？幸亏新闻发布处一工作人员及时发现问题，迅速上台帮他打开耳机开关，发布会才得以正常进行。但刚回答完两个问题，突然发布厅的嗽叭响起悠扬的音乐声。全场记者出现一阵骚动。发布会不得不再次中止。原来是下午3点外交部做广播体操的时间到了。显然是技术部门工作出现失误，未将发布厅的广播线路关闭。发布处工作人员迅速与技术部门联系，音乐声终于停止，发布会得以重新开始，但记者刚问一个问题，音乐声再次响起。还好，问题又马上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