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流氓化(1)
所谓政治流氓化是指政治系统在较重要的局部或较大范围内按照流氓的行为逻辑来运行，因而我们可以预见，在有限的权力范围内，政治流氓与政治流氓化是可以分离的，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当然，大的政治流氓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多存在于流氓化的政治系统之中。
政治流氓化存在的条件可能有：首先，权势人物及其拥立者多来自下层社会，这些人不仅文化教育不足，而且由于其特殊经历，在早年生活中游手好闲，与市井乡里流氓混在一处，不能不受其意识行为的影响；其二，中国历史中政治上下变动频繁，原先的贵族经常被打倒至社会最底层，其拥有良好教育、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较深、遵守游戏规则的一面在政治生活中不再有持久影响力，其他的条件与各个具体政治体制(朝代)相关，变量颇多，本文将在具体论述中予以说明。
汉代的政治流氓化。汉代的开国将领多为“竖子成名”，除刘邦这个无赖出身外，整个统治集团之中具有流氓身份的人实为不少，形成汉代统治中心的流氓政治。
刘邦手下的将帅，曹参、萧何曾为府吏，除此外多有偷鸡摸鸭、鸡鸣狗盗之徒。参谋人员张良也与“侠客”和市井少年多有联系；韩信“家贫无形”，在与江淮之地的少年冲突时不得不忍受胯下之辱，而后人将之理解为大丈夫能辱能伸之范例，只不过因为后来他成了事而已；樊哙为刘邦连襟，“以屠狗为事”，然其极为粗鲁蛮横，这在刘邦涉“鸿门宴”时表现得暴露无遗，其他的官员当中也多有些无赖，没有接受儒家的诗书教育，甚至基本的道德修养也很差。
刘邦手下权臣孙通不断向刘邦推荐“大猾”，包括韩信、英布、彭越这些无行无信然而却勇猛善战之流，而这些人后为刘邦重用。他们对兵法虽然不甚精通，采用痞子战术却足以对付项羽之类莽夫。至此，我们可以理解，洛阳旧宫内“群臣饮酒争功、醉者妄呼，拔剑击柱”，简直是流氓大聚会，是被胜利熏昏头后的冲动，这是下层社会来的“功臣”本性的必然表现。汉代的一些皇亲国戚与一般大臣，带有流氓习气者也不乏其人。像刘彭离身为封王，即纠合“亡命少年”，“专干一些行剽杀人”的坏事；广川王刘去疾，也网罗无赖少年，专干游猎，并发掘他人墓葬。
五代十国的流氓政治。五代十国时期是流氓史上的“黄金时代”，流氓活动不再局限于社会生活的下层，而且还是上层政治生活中最惹眼最活跃的成分，政治的流氓化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个时期不断变换的各个政权，多由来自社会底层的流氓团伙首领或骨干所建。这些“皇帝”有自己的绰号，后梁太祖初是连莠党都厌恶的“朱阿三”。他在“开国元年”在开封举办国宴。只见酒过三巡之后，文臣武将，皇族新贵，各个挽袖出臂，猜拳行令，大殿之上乱得成了赌场。刚才还是九五之尊的“陛下”，现在却和几个酒肉朋友赌钱，在争赌之际，满口村言醉骂。
突然之间，有人破口大骂，对着当今皇上吼道：“朱阿三！你不过是一个小百姓，适逢运气，皇上提拔你当了四镇节度使，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的？你却忘恩负义，灭了唐朝三百年社稷！”说罢，劈手夺过皇帝面前的骰盆，哗哗啦啦全部摔到地上。这个敢犯“龙颜”的人，正是朱温“皇兄”朱金昱，只见他摔过骰盆后，也不顾皇帝在身后骂骂咧咧，恨恨不已，竟自出宫向老家去了。
其他政权的头脑，还有“独眼龙”、“斗鸡”、“郭雀儿”、“贼王八”、“白马三郎”、“无赖子”等等，值得我们仔细琢磨。如后汉高祖刘知远、吴王梅行密，南唐国主李煜等亦都有兵痴、无赖、赌棍、打手、走私犯等底牌可查。
流氓头子称帝称王，团伙骨干自然就出将入相。信手拈两套五代十国的“政府班底”来看看。后周郭威的部下，从老七兄弟冯晖排起，向上一直从偷鸡摸狗玩到杀人放火的亡命之徒。再听听拥有的“鲍不闹”、“柴黑子”、“顾和尚”、“李猫”、“王剑儿”等诨名的一班节度使、兵马使们的“雅号”，可以想见当时的一般状况。前蜀光天四年，布衣蒲禹卿上一道策论说，现在是“衣朱紫者皆盗跖之辈，在郡县者皆虎狼之人”。编修《宋史》的史官们讲的更干脆：“宋初诸将，率奋自草野，出身戎行，虽盗贼无赖，亦厕其间，与屠狗者何以异哉？”须知，宋初诸将几乎全是五代时期的权势人物。
这些由市井之徒组成的各个短命王朝，满地皆可笑之事，与赌场聚所、娼间小处、无赖所居简直无甚差异。
独揽吴国大权的徐温，贩卖私盐很在行，可是个文盲，看不懂奏章；后唐主李勖最迷唱戏，将朝中所有事务托给宰相卢程，谁知卢程又是块“福淡无他才”的料，让起草个奏章，竟然说“叨忝成名，不闲笔砚”。后汉的掌权者，自身鄙陋，可是又瞧不起儒生。太师兼侍中史弦肇自幼“游侠无行”，发迹后老挂在嘴边的是“文人难耐……可恨、可恨！”以检校大尉名义同平章事的伍章更有一套蔑视文人的依据:“这般人，哼，你若给他一把算盘，连怎么用都不知道，能干什么事?”如此水准者，还指望他有什么安邦治国的良策呢?
五代时期，除了后周特别是在郭威的养子柴荣做皇帝后，有过一番锐意更化的气象外，其他的则根本不管亦不知生产之事，他们所擅长并且很乐意去干的，就是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大破坏。朱温决黄河之堤以保温州，烧尽堆积如山绵延500里的粮草储备以“清野”，都说明什么叫流氓意识在“政策策略”中的体现，或干脆叫“流氓政策”。还有那位“斗鸡儿”李存勋，坚信自己是“于十指上得天下”，非但压根没想过恢复生产的问题，还每天带着大批人马外出打猎，肆意践踏老百姓辛辛苦苦在满目疮痍的土地上生产开垦出的农田。他甚至连金銮殿上的秩序也无意建立，倒是觉得这个地方很宽敞，于是放养了一群恶狗，坐朝时群狗或卧或跑，或蹲或窜，“大臣”们就在这样吠狺相伴的环境中与“皇上”商量大事。荆南高季兴父子的“基本国策”更是为“妙”，由“政府”组织拦路抢劫，凡各国外交使团或客商行旅打荆南路过，无不被抢。他们不想关心生产，黑道白道上来的财利就是“国库”收入。(参见完颜绍元《流氓的变迁·无赖国古代流氓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