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大发国难财

抗战期间，多少人家破人亡，多少人流亡。但帮会流氓分子却在战争中大发国难财。像某一叫作“盛老三”的小汉奸，仅包办烟土就顿成巨富。传说他家藏有重达28克拉的大钻石，所用痰盂、烟具全用黄金铸成。

杜月笙这样的大亨，自然不会落后。抗日战争初期，他担任上海各界抗战后援会筹募主任，钱财进出，从无统计，更无材料可供稽核。后来香港主持赈济委员会发放救济款，钱由重庆发到香港，上海各人手上，也是一笔糊涂账。这时虽有说他贪污侵吞的传闻，但蒋介石认为杜自掏腰包赔了钱，还拨款10万元“补偿”杜在上海“酬军”的损失，其他人就不好再说什么。

杜月笙到达重庆后，利用他在上海的关系和同国民党高层人士的联系，或亲自出马，或借用他人名义，在重庆、上海间炒卖外汇、法币、储备券等，大大的发过几笔老财。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杜月笙在重庆投资150万法币筹办中华实业信托公司，自任董事长,以杨管北任总经理。这家公司名义上是1942年3月底正式开张，实际上生产早就开始了。这家公司成立后从昆明走私货物，从衡阳抢运物资，又同江浙敌伪特务组织交换物资。接着杜月里又办起了中国通商银行重庆分行，开设中国纺织公司，在重庆建面粉厂，在昆明建造纸厂，在西安建毛纺厂。

1943年，由戴笠发起，蒋介石亲自批准，成立通济公司。该公司由杜月笙出面主持，担任董事长、杨管北任总经理，拥有资金1亿法币，由杜月笙为首的“商股”和国民党政府的中央、中国、交通、农业银行为首的“官股”各出一半。公司的任务是收购敌占区棉花、纱、布等物资运往蒋管区“调剂”、“平抑物价”。有了蒋介石的“御赐尚方宝剑”，杜更加大胆指使上海的徐采丞、万墨林同日本特务“梅”机关合作共同组织通济公司上海分公司性质的民华公司，由驻沪日军负责在上海收购棉纱等物资，并打包装运、送出沦陷区。通济公司也以日本急需的军用物资作交换。为了不至路上出现闪失，杜月笙又在走私路线的北路设立了商丘界首分公司，南路设立淳安分公司，作为长途贩运的中转站和同日伪联络的交换接洽处。通济公司名义上是蒋方同敌伪经济战的一部分，实际不过是杜记实业信托公司走私业务的合法化和扩大化。杜月笙以人力运输走私的“蚂蚁队”变成了官方的机械化汽车队，从“私倒”变成了“官倒”。

从1943年秋通济公司开张，到抗战结束，共贩运两批棉纱、布匹。第一批3000件纱、布于1943年底由北路运到西安、重庆；第二批500件纱、布由南路运到金华，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顾祝同扣留。这两笔生意对大后方经济虽不无小补，但得利最大的还是杜月笙。正因为如此，有大笔金钱撑腰，所以杜月笙才能在重庆一掷千金无吝色，才有了把别人输给他的几百万元支票付之一炬的气概。

帮会流氓分子对金钱的贪婪，有时到了丧失理智、不顾后果的地步。例如日寇发生太平洋战争期间进占上海租界时，将上海海关一批金砖劫往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汪伪特务头子(吴世宝)闻讯派他手下爪牙张国震等伏在正金银行附近，拦截运送金砖的汽车。不料汽车司机见有人持枪拦截，立即刹车熄火，顺手拔掉了汽车钥匙，下车飞逃，张国震等上车后不见了钥匙，无法启动汽车，知道大事不妙，只好中途撒手。此后日本人侦知，张、吴旋即被杀。

帮会流氓在经济领域的活动，根据“金钱”的指向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既危害了民族、国家，也害了自己身家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