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对民间文化生活的影响(1)

流氓文化与社会下层的俗文化具有一定亲和性，因此流氓分子和流氓团伙势力对基层社会民间文化的参与是很自然的事。

如在宋代，流氓即把持地方祭祀，参与各种文化活动。在福建漳州府，自大的城邑到小的村墟，庙宇林立，鬼神称号众多。各庙常有迎神之礼，因此每月都有迎神之会。这种神会，均由一些无赖把持，他们靠此觅钱度日。每年到了春初，当地就开始措办迎神财物。有时装扮成土偶，号称“舍人”，群呵队从，撞入别人家里，迫胁勒索，多者索钱十千，少者也不下一千。有时装成土偶，号称“急脚”，立于通衢大道，拦街要钱，遇到担夫贩妇，就拖拽攘夺，犹如白昼行劫一般，无一遗漏；有时刊印钱小榜，随门追取钱财，“严于官租”，即使是家无男丁的寡妇，也不能逃过。所有这些神会，其发起者都是游手无赖，他们借此“括掠钱物，凭借使用”。当然，为了使各处神会顺利进行，而老百姓也愿意出钱相助，他们又聘请乡里的尊长为“签都劝缘之衔”，还让学室成员为“劝道”，甚至还让豪胥猾吏为“公干”。一旦募集到钱物，这些无赖流氓就会花费无度，随意浪荡。

宋后的明代，在民间的各种文化生活中都有流氓无赖的踪影。在明代，大凡僧寺观庵院，如果要在当地立足与邪势相安无事，首先是必得一两个有势力的富户作护法。其次是“常把些食银足这些地方的破落户”，否则，这类活动难以办成，亦就不得安稳。此外，地方的各种庙会与香会，本来都是民间百姓以神悦人的活动，却也多为流氓把持。

民间节日庆典是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间社会生活互动的重要文化因素，流氓与此的关系在明代就很深。每至庆典，他们就极为活跃，而且还举行了纹身刺青的仪式。据载，每至五月端午，社会闲业流窜人等把这一大的日子刺在胳膊上，并加一些鸟兽怪形。京城北京崇信佛教，一批无赖手里持神像，将其挂在人家的门上，敲鼓唱歌，假装神仙的样子一边跳舞，一边要求钱财，一旦得以满足，就转到另外的地方，这样一次一次，终日不停。

在闽地福州，当地崇尚妈祖，每年举办迎春社会，有不务正业之徒就趁机混饭吃。到了这个时候，恶少趁社戏开演之际，装神弄鬼，强取软索，连当地耆老、族长也不能奈何。在福州还有祈拜土神五帝之习俗，居民纷纷捐钱财，以设聚会之所在，在这些活动中，一些游手之徒，装红戴绿，扮成鬼怪模样，沿街胡闹，并趁机沾些手脚便宜。

清代的情况与明代相似，流氓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于是好出头揽事，参与一些文化活动，既是借此散心，也好靠它赚钱度日。而流氓的这种参与，反过来又造成地方风俗的败坏。

如天津的混混儿，经常举办赛会。在神道设教下的旧时代，各大庙内普遍盛行赛会迎神，招待那些善男信女前去烧香。按规定的日期出会，叫做出巡。其中以天后宫的皇会、城隍庙的鬼会为最盛，更有许多小型的会如中幅、挎鼓、重阁、鹤龄、吹会之类参加，所有这些赛会，大多由混混儿这批人做会头以及承办。

其次，清代流氓不仅组织地方性的文化活动，而且自己积极参与其间，成为一些艺术团体的班主或成员。一些民间的戏剧舞蹈等，很符合流氓的审美趣味，也是他们消闲的极好活动。清代流氓参与的戏剧舞蹈与游艺，大致有以下三种：

土梆戏。此戏是开封人相沿的戏种。土梆戏的节目大致为一些公子遭难、小姐招亲、征战。赛宝等事。其中的道白与唱词，也全都采用土语，而略微加入一些靡靡之尾音。一些游手无赖之徒，只要略习其声，就可以搭班演唱，“以供乡间迎神赛会之传演”。演出三日，收费不过钱十余千文。

秧歌。秧歌一名鹦哥戏，南北方都有。“词其鄙俚，备极淫亵，一唱百和，无丝竹金鼓之节”。早在康熙年间，演秧歌的“妇人惰民婆”，与那些“不肖之徒”即流氓就渊源颇深。如史载：“不肖之徒，将唱秧歌妇人惰民婆接去饮酒，赌钱生事”。光绪二十七年(1901)，慈格西巡反京，已显衰老倦疲，只求旦夕之安。当时的宠监李莲英窥知慈禧本意，“思所以娱之，于观剧外，辄传一切杂剧进内搬演”。果然，慈禧看后大悦，尤其喜欢秧歌，“缠头之赏，辄费千金”。秧歌风靡一时。于是，近郊地区的一些无赖游民，就专习秧歌，争奇斗艳，“冀以传播禁中，得备传召，出入大内，藉势招摇”。

太平鼓。太平鼓戏主要流传于北京一带，“铁条为廓，蒙以皮，有长柄，柄末缀铁环十数，且击且摇，环声与鼓声相应。其小者，如碗如镜，为孩提玩物，更有大如十石者”。当时，专有一群不逞无赖之徒，在市井之上击太平鼓，“所至鼓声、环声、喧笑声、哄闹声，耳为之震”。道光年间，这些无赖之徒结为“太平鼓会”，以太平鼓为名，所从事的却是抢掳妇女的流氓活动。太平鼓会会众中聚集了百数十人，每人着大羊皮袍，在路上遇到秀色妇女，就一起以皮袍围起来，以袍裹住其人身体，快跑而去。如果妇女大声号哭呼救，这些无赖就众鼓齐鸣，使街上人无一能听到救喊声。因此远近妇女失去不少，到了晚上，这些无赖“则挟至城根无人处，迭淫焉，往往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