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2)
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可笑，我的第一次"崩溃"也就是来"三联"半年后的一次出差。2002年春节之前，我被打发到四川写一桩冰毒案。
"出差"--一旦坐上飞机离开北京，很大程度意味着"只可成功不许失败"。后来我不止一次被问到"万一"采访不到怎么办，我不知该如何解释我们的压力正在于如何绞尽脑汁不让这"万一"发生。
南方冬天的阴冷潮湿让我这个北方人极不适应，我一边咒骂着小城宾馆没有暖气的房间，一边满脸堆笑地与推说"敏感"绝不应承采访的警方软磨硬泡。直到星期五的中午，我还在掩饰自己的心烦意乱，照例做淑女状和刑警大队长周旋。这边，李鸿谷的电话已催过来，告诉我合刊截稿日提前，必须周日一大早交稿。
我跑到路边阴暗又烟雾缭绕的网吧里，在又脏又粘的键盘上恶狠狠地敲出几个字:"警告信"。将"我警告你，不要再逼我，否则我要起义了!"发给李鸿谷后，再冲出去，继续与警方纠缠。也许是我眼神里的绝望还是誓不罢休的纠缠精神打动了他们，最后一天晚上，终于有人坐在我的对面，踏踏实实地跟我讲故事。
第二天，匆匆搭上回北京的飞机。到达时，天色已晚，我坐的那辆富康在机场高速路上出了小差错，一头撞向路边护栏，万幸的是，虽然车头撞得稀烂，我和司机除了吓得说不出话来，都没受什么伤。后来回想起车撞向护栏的那一瞬间，我竟不无恶意地想，如果我真出了事，李大人和主编大人第一个心疼的肯定不是我，而是那几页稿子。
连夜赶到办公室，没想到办公室比平时还热闹，采访偷渡事件的雷静也刚从福建回来，都准备在此熬夜。以往的雷静少言寡语，安静得像个女孩，但那一晚，他显得焦躁不安，不时站在窗前，一边看远方的天空一点点变白、三环路上的车由少增多，一边喃喃自语:"不想活了!这样的日子没法过!"雷静被逼要跳楼的段子也由此诞生。回武汉过了春节，任李鸿谷怎么劝说，雷静还是毅然抛下了我们，不肯再回京。
那时最怕李大人看到稿件后哀叹:"没材料啊!"经常觉得自己已经黔驴技穷搞到这点材料却被他轻薄，顿时万念俱灰恨不能立即上去和他拼命。但时间长了，也能慢慢体会李大人的一番苦心。在社会部的稿件上，主编大人也坚定地支持"李鸿谷路线"，我后来经常能发现这样的改动:"×××感到很欣慰。"被主编改成:"×××（跟记者）说他感到很欣慰。"
在"三联"几年，收获之一是培养了很多"线人"。但有时很内疚地发现自己很功利，经常一忙，便无暇与朋友联络寒暄；但如若采访需要，即便十年没联络，最终也能将人家挖出来。直到后来我经常骚扰的几个线人，一接电话便一把将假笑撕下:"又什么事，说吧!"时间长了，我也不再假模假式，电话一通便直奔主题。
我曾跟李大人说，我们的工作就像特工，经常被"空投"到一个与自己无任何关联的地点，短短几天之内完成任务。李大人冷冷打击我:"你也太美化自己了!"不过后来真的有机会采访一个身份类似"特工"的人，短短几天"交手"，他半开玩笑地慨叹:"你们完全可以做我这一行了!"
初到"三联"，时常觉得这份工作是"高消耗"型的，不易久留。三年，顶多三年!我暗自给自己定下期限。一晃眼，已超过这个"大限"半年了，无数次想过放弃，但最终又留了下来一一或许就是那种永远无法预料明天会出现在哪一个地方、和什么样的事件发生关联、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的感觉让我留下来的吧，这种奇妙的感觉的确令我迷恋!
忐忑着跨出国门
2002年4月,"国航"釜山发生空难。周二上班，李鸿谷或是苗炜试探着说了一句,"韩国那么近，我们可以去一趟啊!"然后目光在社会部里巡视一番，落到了惟一有护照、游过新马泰和日本的我身上:"李菁，你试一试，行的话，咱们就去一趟!"
我开始狂打电话。查号台查出使馆电话，拨过去永远是语音报读"签证须知"，好不容易有人接听，却说这类事情不知该找谁。又打了N个电话后，终于误打误撞地找到一个签证官。当天简短的英文面谈之后，他让我第二天再带齐所有证件等签证。
签证搞定，兴奋不过几秒，便又立即陷入接踵而至的诸多细节：到那里住在哪里?上哪儿找翻译?……实际上，等到我第二天中午从使馆里拿到签证，我只有半天的时间便要启程。丝毫找不出头绪，只能拿着电话本一个一个打电话试运气，但是辗转找到的留学生都在汉城，我努力克制自己的焦躁心情，继续寻找一一我戏称这样的举动为"撒下漫天大网"，不知哪条线上会有鱼上钩。
二三个小时后，有好消息传来，终让我心情稍些放松。姐姐帮我联系到釜山一家商社的会长柳富烈，只是在来中国谈生意时由我姐姐为他做过英文翻译，由此"不幸"而无端地要为一个他从不知道的中国杂志服务。据说姐姐刚刚联系到柳会长时他还莫名其妙:"中国记者到釜山采访，找我干吗?"后来才明白这算是私人之请。
周四一早，当我坐上了去韩国的飞机时，心里满是对未知世界的惶惑和恐惧，外带不知如何完成任务的压力。"三联"的一贯作风是：任务派下来，到时只等着收活，该花的钱花到，至于怎么申请签证、到那边吃住行的问题怎么解决、如何展开采访，则一概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