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菁：我的“女民工”生活(4)

记得拖着一身"斗智斗勇"后的疲惫从航天城出来，远远看见庞大的CCTV的电视转播车，悻悻地想:"人家这才叫记录历史呢!"垂头丧气地回来，又忍不住和李大人理论，但李大人用他无庸置疑的口气告诉我，我采访到的那些诸如杨利伟戴尿不湿升空、早起来三兄弟喝红酒的细节，其实有着同样的份量。对此，我一直将信将疑。或许要等到20周年的回忆录里再做评断吧。

如今，精明的上海人朱伟、典型的北京大爷苗炜，再加上中国的"肚脐眼"武汉来的李鸿谷，成了"三联"的三个支点，精明粗疏，细致散淡，软硬兼施，倒也有趣。男人们喜欢从事件中看出宏大以显示其对时代的把握和参透；而我，犹自喜欢大背景下小人物的命运，觉得悲天悯人才是最有力量的东西。

经常想，自己是个生性懒散的人，如果不是这份工作，我这辈子都不会写这么多字。之所以做了记者，一是我对一切新奇的事情都有兴趣；二是喜欢和别人分享我的感觉。少年或学生时代，唐德刚、陈香梅、王赣骏或者何振梁，这些名字与我而言曾是另一个世界，但后来终有一天他们都成了我的采访对象时，我由衷地感觉到那种叫做"奇妙"的快乐。"国航"空难、巴厘岛爆炸、神舟五号升空、巴基斯坦人质事件--这些于我，成了刻录我生命宽度和厚度的标尺。

我一直相信，生命就是一场经历，扩大足下的界限，与扩大脑中的疆域一样，都是一种快乐。"三联"的三年，赐予我领略别样风景的独特机会。对此，饱受"女民工"之苦的我，却永远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