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腕儿的另一半：张卫宁(1)(图)

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开始学习弹奏吉他。后来在大学里，学了一些音乐理论，包括一些专业课程。大学毕业以后，大概在1984、1985年，我就跟几个小兄弟一起自组乐队了。从做乐手开始，在全国各地演出，现在想起来，真的是去过很多地方，基本上是以乡镇为主。什么样的地方都去过，各种演出的状况都见过，好玩儿极了。现在有时候，我们一帮老哥们儿在一块儿聊天，还会提起——真是太恐怖了！你设想一下，我们在台上演出，演着演着，从台下飞上来无数的土坷垃，我们在台上边唱歌还得边闪头，要不然“嗖”一下，一个石头就过来了。真的，太可怕了，现在讲起来就是笑话了。

慢慢的，演出时间长了以后，我就觉得不满足了。1989年，我进了东方歌舞团，干了几个月。在那之前也去过几个团，都是在乐队里当吉他手。我这个人自我约束力比较差，有时候起不了床，团里的排练或者演出就不去了。

那个时候，其实在我们的感觉里，演出再风光也没用。从一个乐手角度来说，心目中最向往的是能进录音棚录音。卡带上印着：词、曲、编曲、演奏的名字，如果说“某某的专辑是我录的”——那是一种荣誉。其实那时候录音挣的钱不是很多，但那是对一个乐手的肯定。当时在圈子里，“棚虫”是挺让人佩服的一个称谓，绝对是褒奖。我也觉得在台上演出没意思，每天苦练弹琴，如果能在别人的音乐里发挥，然后录出来，那是最风光的，所以“进棚”也算是自己一个挺大的愿望。后来有了一些机会，就一脚跨进了录音棚。

那时候通常都是演奏别人的音乐，配器谱子拿来，我按照编曲人的要求去演奏，有时也即兴发挥一把。可是当我“发挥”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又不满足了。老弹别人的东西，不如还是自己编吧——如果有一天，自己去创作，指挥其他乐手去完成，那就是更高一级的“棚虫”了。后来就慢慢开始试着自己扒带子、做编曲。那一段扒的、编的东西特别多。当然在这当中也让我积累了大量的技术与经验。

实际上真正有一个完整的专辑制作的概念，那是在九十年代初。

1992年，程进介绍我认识了“红星”的老板陈健添先生。

我和程进是很好的朋友。八十年代，程进在白天使乐队的时候，我们就经常一起演出，我弹吉他，他打鼓，一帮好哥们儿，属于那种无限纯真的革命友谊。程进曾帮陈先生处理一些在内地的业务，他后来成为“麒麟童”的老总。

陈健添先生是一个超级发烧友，他进入这个行业也是因为爱好。他是疯狂的甲克虫迷，他收藏了甲克虫的每一张唱片，包括卡带、CD和纪念品。其实我们很多人进入这个行业都是因为爱好。陈先生曾经在唱片公司打工，当然他有机会可以听无数的唱片。

陈先生是香港很出名的一个星探级的老板，就是他最早发掘了BEYOND，还有王菲、黑豹……陈先生真的是挺尊重音乐的一个老板，我现在想想，挺感谢他的。

当我接手的时候，郑钧已经录了五首歌，我听了，还不错，但是问题蛮多的：技术上粗糙，音乐概念陈旧，演唱有问题。那个时候录一张唱片挺不容易的，要算计棚费，一天几千块，而且已经录到这个程度了。我听完以后，跟陈先生建议：之前录的所有的东西全都不能要，这就意味着“钱”。陈先生说：“能不能留一部分，哪怕留一个吉他，你下次就不用再花一笔钱，请乐手演奏。”我说，一个都不能留，因为我觉得整个音乐都要打翻，根本就不能留。最后陈先生同意了我的建议。

那时候根本不懂什么叫包装，什么都不懂，对于音乐的想法完全是本能性的概念。我跟郑钧谈过几次，把我的建议告诉他。当时他对音乐世界的理解还比较浅，基本上没有太多建议。我就跟他说，反正我们一起来玩吧，想办法把音乐完善好。之后，每一首歌都重新设定、重新编曲、重新录制。当时“红星”给了我们很宽松的条件，我们整个的录音过程也创了一个比较长的记录：有效录音时间，大概达到了将近四个月，实际在录音棚的时间有五十多天。基本上就是每天起来，只要是在郑钧的嗓音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都在录音棚，一帮哥们儿，就死磕这张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