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大家庭的“蔡妈”：蔡心(1)(图)

１９９４年，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半工半读的广告人了。

刚开始，我做广告业务员。因为是穷学生，为了省下钱来坐地铁、请客户，我对自己的日常消费很苛刻。记得忙完广告业务回到学校的时候，通常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了，很多同学都会在宿舍楼的门口买煎饼果子吃。当时一个煎饼果子卖一块钱，而我却往往舍不得买。我对自己说，等我将来有钱了，我可能会守着煎饼摊子吃个够。在我眼里，煎饼果子是最好吃的小吃。后来我有钱了，我并没有真的守着煎饼摊子吃上十个八个，但我每每看到煎饼摊子，总会回忆起过去的情景。直到现在，我偶尔也会想要吃煎饼果子，我甚至提倡公司的员工吃。我觉得吃煎饼果子是件特美的事儿。

做了一段时间的广告业务，我又开始做广告创意，后来又做广告片制作的副导演……就这样，在无意间，我从广告业又涉足到了影视圈。还是在无意间，我认识了一个人，她使我有缘接触到了“经纪人”行业，这个人就是演员——王姬。

认识王姬以后，我又多了一份谋生的职业——经纪人。

１９９５年，国内已经有了一些音乐“经纪人”，基本上都是“穴头”性质，而影视“经纪人”还没有出现，更没有固定给某一个演员做经纪人的。现在看来，那是我入行的一个阶段。我和王姬没有签约，我也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尝试了“经纪人”的工作，只是觉得好玩儿，顺便做一做，并没有把“经纪人”当作一个固定的职业。

大概在１９９５年的年底，我挣到了自己的小小的第一桶金。我卖掉了建国门一带的一块路牌广告，拿了四万多块钱的佣金。因为有钱了，也觉得有必要，于是我花了两万多块钱买了一个“大哥大”。也是从那时起，我搬出了大学的集体宿舍，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住了。

当年，不论是“广告”还是“经纪”，好像工作中没有什么能难倒我的事情，我自我感觉还不错。因为有钱挣，所以我的生活条件比较好。我是一个“烟民”，做穷学生的时候，只能抽两块钱一包的国产烟。有了收入以后，我就开始抽四块五一包的希尔顿——抽希尔顿还是受了我干妈李婉芬的影响，她常年抽希尔顿，也经常会给我一些，所以我也就抽上了希尔顿。直到认识王姬以后，因为她要戒烟，就把好几条摩尔烟给了我。当时摩尔是七八块钱一包，这让我的所谓“消费质量”一下子上去了。好在我做事还算是比较争气，自己有能力买好烟，所以，从那以后我的“消费质量”就没有下降过。

１９９７年大学毕业之后，我去香港访友。本来只是去那儿玩，没有想太多，但机缘又给了我在香港影视公司工作的机会。我开始跟香港的艺人打交道，为他们做经纪，把他们向国内推介。其间，我还为像鲍方、朱红这样的老牌艺人打理业务。这份工作让我熟悉了香港的环境，也为我日后的创业积累了一些资源。

如果我可以长期在香港工作，如果我是香港居民，我相信我现在可能还在香港，但是，命运偏偏没有这样安排。短短几个月之后，由于我是商务签证，很难长期在香港居留，因此，我不得不选择了离开。

我来到靠近香港的深圳，应聘了几家大公司广告主管的职位，希望能够找到一份工作。但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我所有的自荐最终都是杳无音信、不了了之。也许是我这个二十一二岁的大学毕业生的资历，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吧？

求职的碰壁，给了我自己做老板的选择。１９９７年底，我在深圳成立了彩心文化公司。“彩心”是我名字蔡心的译音。当时有朋友开玩笑说：“你就别‘彩心’了，直接叫‘花心’得了。”

“彩心文化”是我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因为我有商务签证，可以在内地和香港两地行走，于是，我就利用香港的人力资源，从事广告制作业务。公司承接了很多广告，其中有不少是房地产项目，我请香港的导演过来拍广告，跟香港的艺人合作做活动。我也为包括赵雅芝、翁红在内的艺人做代理，帮他们处理一些项目。后来，赵雅芝成为我第一个正式合作经纪的艺人，也是第一个与我正式成为艺人和经纪人关系的香港艺人。算起来，从１９９７年到现在，赵雅芝跟我已经合作了将近八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