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

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奠基后，我开始募集建站的经费，那时我募集资金的范围仅限于深圳和香港，虽然当地新闻媒体给予了一定的宣传报道，但响应者无几。可可西里、藏羚羊、索南达杰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十分陌生的，甚至一些人说：“保护深圳、香港的水源地东江，我们可以出钱，保护可可西里、长江源应该去找长江流域的城市。”

1997年初，半年过去了，建站资金还是没能落实。那段日子里，我多次接到扎巴多杰的电话，听得出来，他是酒后鼓足勇气打的电话：“杨欣，我很难，你一定要帮助我们，保护站什么时候能建立起来呀？”

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位画漫画的朋友对我说：“你有如此丰富的经历，为什么不写一本有关长江漂流探险的书，我们帮助你出版，然后去义卖募集资金，再去建立保护站，哪怕建一个小木屋，要证明你在做。现在人不相信人，你只能用你的行动去证明你自己，才有希望获得社会和公众的支持。”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是作家的我硬把自己按在桌前，努力回忆那些探险的日子，经过两个月的痛苦努力，完成《长江魂》的写作，在岭南美术出版社的帮助下很快出版。然后以书作抵押，从香港地球之友借款订购了建筑材料。

借钱是要还的。《长江魂》印刷完后，正好赶上名人出书、卖书的热潮。我的书能卖出去吗？但卖书筹款是建站资金的惟一来源。为了区别于其他书，我在书的封面上这样写道：当你拥有这本书的同时，你已经为长江源的生态环境保护献上了一份爱心，本书的销售及义卖收入将全部用于中国民间第一个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站的建设。

在筹款最为艰难的日子里，国家环保总局为我敞开方便之门，王玉庆副局长在国家环保局大会议室为我提供《长江魂》首发式的场地。首发式上王玉庆副局长到场发言，并且用100元钱义买了定价23元的《长江魂》，梁从诫先生代表自然之友用1000元钱义买了20本书，回到“自然之友”把这20本书又义卖了一次，所筹款项全部捐助给保护站。在王玉庆副局长和梁从诫先生的倡导之下，首发式变成了义卖仪式，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新闻记者都参与了义买。

此后，梁从诫先生带着我、金辉和王朴平在北京的大学里进行巡回演讲、义卖。在宣传可可西里、藏羚羊、索南达杰事迹的同时，为保护站建设不断筹集资金。之后演讲义卖活动先后在成都、深圳等地开展。

演讲义卖活动需要新闻媒体的宣传、鼓动。那时，我们的志愿者大多是文化人。保护站建设是技术加体力的活儿，我们需要的是工程师和技师，一时很难找到这样的志愿者。最后我只好动员我的亲戚谢晓辉，让这位工科出身的表哥担任工程师，并让他帮助寻找建站志愿者，条件是要有实用的专业技能，自己出路费，自己准备野外装备和伙食去可可西里志愿服务，说白了就是帮忙白干。最后他找来的技师都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还承担了朋友们的全部费用。作家金辉一再要求作为建站志愿者，因为他是文人我没有同意，最后是梁从诫先生帮助说情，金辉也一再申明：“我在从事写作前是一个煤矿的4级电工。”最终他总算如愿。

在高海拔的冻土地带盖房子，谁的心里都没有底，可可西里是无人区，没有任何资料，需要最充分的准备和最全面的考虑。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志愿者硬是凭着高超的技术和最简陋的仪器、工具，仅用了7天的时间就完成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一期工程：一栋80平米的复合材料板房建成了。

1997年9月10日可可西里第一次升起了五星红旗。保护站落成仪式上，扎巴多杰给每一位志愿者献上了一条哈达，当天保护站就交付西部工委使用，成为可可西里反偷猎最前沿的基地，扼守住可可西里最主要的两个东部进口。

当年年底，我参加西部工委冬季反偷猎队，从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出发深入可可西里。同行的还有摄影师奚志农。当时保护站还没有取暖设备，室内温度零下28摄氏度。

也就是这年年底，国家特别批准成立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并组建了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治多县西部工委和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两个管理机构并存的局面形成，并持续了3年。

由于《长江魂》义卖活动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建设，引起了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对可可西里的关注，1997年底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东方时空》等栏目的记者和《中国青年报》、《绿色时报》的记者进入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和可可西里采访，1998年中央电视台“六·五世界环境日”特别节目也选中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通过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对可可西里进一步的关注。1998年，成都电视台记录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建设过程和西部工委事迹的纪录片《平衡》开机。后来，这部长纪录片不仅获得2001年度的金鹰奖，后来在国内、国外又屡次获奖。

1998年夏天，经过一年筹款后，我带领三十多名由工程技术人员和大学生组成的志愿者队伍，完成了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第二期工程建设，增加了多功能厅、厨房、卫生间、取暖设施、风光互补发电设备、瞭望塔等设施。落成那天，我第一次收回了高原戒酒令，不仅志愿者醉了，扎巴多杰也醉了，他们围在篝火边欢跳到深夜，大家对可可西里的明天寄予了无限的希望。

同年10月，扎巴多杰在北京的演讲引起轰动，并获得实质的支持承诺。11月8日，满载而归的扎巴多杰在回到玉树家中后，被一颗子弹近距离地击中头部突然去世。公安局的结论是自杀。我从成都赶到了玉树，在扎巴多杰天葬后主持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野牦牛队的工作由西部工委副书记梁银泉接手，继续可可西里的反偷猎工作。

1998年长江的洪灾引起政府对长江上游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停止了长江上游天然林的商业砍伐。保护长江上游生态环境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这一年我们策划了建立长江源环保纪念碑的项目。1999年“六·五世界环境日”，由**主席题写的长江源环保纪念碑落成，中央电视台对揭幕仪式进行了现场直播，其中插播了西部工委、梁从诫先生、葛芮等在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焚烧藏羚羊皮的镜头。系列活动的开展推动了长江源和可可西里生态环境保护的进程，特别是各级政府对可可西里、藏羚羊的关注。

1999年9月，志愿者再次对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进行完善。

2000年，绿色江河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和香港地球之友的资助下，出版了《长江源》画册，再次通过义卖筹集资金，进行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第四次建设，保护站建立了专门的发电房，发电设备增加至2000瓦（4套风光互补发电装置），装备了电脑、卫星电话、车辆等。

这年不断传来野牦牛队即将被解散的消息。8月，绿色江河从西部工委手中收回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管理，专门聘请扎巴多杰的儿子秋培扎西和野牦牛队的旦正扎西担任保护站的常务管理人员。这年夏天，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的第一个帐篷检查站在保护站30公里外的不冻泉建成。

年底，北京人民大会堂，福特汽车环保奖的最高奖授予了西部工委，这是迄今中国环保奖金额度最高的奖励——人民币30万元。几天后，这支队伍最终被宣布解散，部分干部和全部的临时工合并到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30万元的奖金成为名副其实的空头支票，因为获奖者的主体已经不存在了。

还是这年年底，绿色江河在经过4年的准备后，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志愿者机制正式启动。2000年12月31日，第一批志愿者进驻保护站，2001年1月1日，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升起了国旗和绿色江河的旗帜。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我与才嘎局长进行了协商，绿色江河派出常务管理人员高兴前往保护站工作的同时，保护区管理局派一人参与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常务管理，费用由绿色江河承担。

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在不冻泉检查站的基础上，2001年建立了不冻泉自然保护站，此后又利用青藏公路沿线部队、道班的废旧房屋和临时帐篷，先后建立了楚玛尔河自然保护站、五道梁自然保护站、二道沟自然保护站。

2002年底，志愿者冯勇在捡拾垃圾时因车辆故障牺牲，绿色江河面对各方的压力，组织志愿者坚持完成为期两年的青藏公路昆仑山口到五道梁藏羚羊种群数量调查。

2003年1月1日，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常务管理交给了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志愿者代表和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的才书记同时升起了绿色江河旗帜和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的旗帜。

通过保护区管理局4年的努力，基本控制了青藏公路沿线进入可可西里的主要通道，偷猎情况在可可西里得到基本的遏制。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林业公安最近一次抓获偷猎者的时间是2003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