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风波(1)

皇上虽然不到承乾宫，慈禧太后的脸色也没有阴转晴。

言语当中依然有责怪阿鲁特氏的意思。

阿鲁特氏心里的苦水越积越多，却无处发泄。

以至于同治每次到承乾宫来，阿鲁特氏都会婉转地劝他多顺着慈禧，不要让他的母亲生气，也不要让她这个做媳妇的为难。

同治自小同生母的关系就不太融洽，母子不和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为了不让皇后夹在中间为难，同治开始试图按照慈禧的意思去办。

为了让慈禧满意，同治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就是将每年孝敬两宫太后的“交进银”大幅度增加。

“交进银”是户部每年孝敬两宫太后的银两。

以往每年为１４万两，从同治十三年起，每年增至１８万两。

阿鲁特氏知道，慈安喜静，但慈禧爱打扮、爱听戏，爱游园，每年开销巨大。

同治此举打的是两宫的幌子，其实完全是为了讨好慈禧。

第二件事，更是让朝廷上下议论纷纷，同治提出重修圆明园，因为慈禧特别喜欢这个园子。

自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后，慈禧太后一直想重修。

早在同治八年，御史德泰在安德海的授意下，奏请两宫太后重修圆明园，并有内务府官员贵祥送上了早已准备好的捐纳章程。

那一次的奏案遭到了恭亲王的强烈反对，以“丧心病狂”来抨击德泰。

其实朝中上下都非常清楚，德泰是没有胆量提出这种主张的，最想修园的是慈禧本人。

在恭亲王的强烈反对下，德泰被革职，贵祥被发配到黑龙江为奴。

慈禧碍于恭亲王在朝中的威信，只好作罢。

此次同治再次提出重修圆明园，圣旨一出，马上遭到包括师傅李鸿藻在内的大臣反对，朝臣均以军需增大、无钱为理由，大有不奉圣旨之意。

要不到钱，圆明园就无从修起，尤其以恭亲王为代表的大臣，多次以户部银库空虚为由，对同治的圣旨置之不理，让发出去的圣旨根本无法执行。

同治想到了对外贸易的洋税，希望可以从中抽取一些银两，户部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并呈上了口气强硬的回奏，奏折当中清楚地告诉同治，现在的钱实在周转不开，所得的一点“洋税”，由于财政紧张，不仅要充作军需，而且还要从中抽出四成建设海军。

同治碰了软钉子，心里自然闷闷不乐。

阿鲁特氏虽然觉得应以国家为重，不要为了一味讨好母后而牺牲国家利益，却又不敢开口。

一旦慈禧得知，自己岂不是又罪加一等？不久，慈禧太后四十大寿，京官均有赏赐，惟独同治的师傅李鸿藻却只得到一幅匾额，上有同治亲笔书法：“锡类延龄”。

阿鲁特氏是何等聪明之人，她马上猜到同治对李鸿藻心生怨气，同治无非在暗示：人人都有母亲，尽孝天经地义，凡劝自己不要重修圆明园者，都是孝心不够之人。

朝廷上下虽然议论纷纷，但是同治重修圆明园的决心并未因此动摇。

阿鲁特氏隐隐约约觉得皇帝和大臣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地要到来了。

果然，户部在恭亲王的授意下，一直都不愿意动用公款来修圆明园，同治就想到了捐纳。

但是圣旨下达很长时间，也不过寥寥十几万两银子，而此间大臣反对修园的奏章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为什么同治如此强硬？阿鲁特氏已经感到同治的良苦用心，皇帝希望慈禧能长期住进圆明园离紫禁城远一点，能多给皇后一点权力，多给自己一点自由……可怜的皇帝，那些王公大臣又怎能了解皇帝内心的苦，阿鲁特氏不禁潸然泪下。

由于修圆明园受阻，同治的情绪一下子低落了下来，阿鲁特氏甚至从身边侍者口里听到了更糟糕的消息：皇帝打着督修圆明园的旗号，经常到民间游玩，结果园子没有修起来，功课政事都荒废了，“每月到书房不过数次，且时刻匆促”。

皇帝师傅李鸿藻情急之下，上了个奏折，希望同治“每日办事之后，仍到书房……取从前已读已讲之书，逐日温习，以思其理；未读未讲之书，从容考究……勤求法制，屏无益之游观；轸念时艰，省无名之兴作。

”要皇上不要作“无益之游观”。

更令阿鲁特氏震惊的是：一个叫做王庆祺的侍从，为了自己得宠，甚至引诱同治访问花街柳巷。

堂堂一国之君，居然颓废到眠花卧柳，阿鲁特氏不禁悲从心生，她身为皇后不能调节好皇帝同后妃的关系就是最大的失职……情急之下，阿鲁特氏顾不得此前种种顾虑，她要设法把皇帝的心给收回来。

怎奈同治到承乾宫的机会本来就来得不多，而且现在的同治也早已不是新婚时的模样，亲政一年多来，他开始越来越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似乎认为惟有如此才有天子的威仪，甚至不惜顶撞连慈禧都要礼让三分的恭亲王，更不会把阿鲁特氏的话放在心上了。

阿鲁特氏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恭亲王得知有一个叫做李光昭的汉人到处招摇撞骗。

李光昭宣称他在四川等地深山中买有大量木材，为报皇恩，愿意如数捐出修园，于是得到同治所授“奉旨采运圆明园木植李衔”的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