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哀荣

毋庸讳言，当上摄政王的多尔衮始终未能泯灭心中的称帝之念，曾无限遗憾地对心腹抱怨道：“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多尔衮并非不具备称帝的实力，明清之际动荡的时局也不止一次为他提供了黄袍加身的机会，当多尔衮统帅清军主力抵达北京朝阳门时，跪迎道旁的前明官员口呼万岁，旋即具表劝进，在当时“关内关外咸知有睿王一人”，顺治“冲龄，远在盛京，彼若肆然自帝，谁能禁之？”即使在多尔衮迁都北京、迎接顺治来北京之后，依然有汉族官员请多尔衮“正大位”。

然而多尔衮却一次又一次坐失称帝良机，无子乏嗣固然是个因素，但并不是最重要的，没有子嗣的李自成从一片石败归后，在从北京撤退之前还匆匆忙忙登基即位，过一把当皇帝的瘾。

多尔衮之所以克制强烈的称帝**，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不愿因内部的权力之争而使得清王朝失去一统海内的机遇，所以他在占领北京后，立即派人迎接顺治到北京登极，以保证八旗劲旅能一致对付明残余势力的抵抗。

对九五之尊的向往使得多尔衮并不满足摄政王的头衔，而且极力想使自己成为事实上的皇帝：多尔衮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王殿台基违制”，罢其辅政；又以“体有风疾，不胜跪拜”不再向顺治行君臣之礼；为了凌驾顺治之上多尔衮竟然当上了“皇父摄政王”；还在顺治七年追尊生母乌拉那拉氏为“孝烈武皇后”，“配享太庙”。

平心而论，在一个有一夫多妻传统的社会，按照嫡庶有别的观念以及皇家的规矩，大福晋就相当皇后的名分。

但由于皇太极继承了汗位，从来就没当过大福晋的叶赫那拉氏却被尊为“孝慈皇后”，努尔哈赤的三位大福晋——佟氏、富察氏、乌拉那拉氏没有一个能得到皇后的称号，佟氏的称号是元妃，富察氏的称号是继妃，乌拉那拉氏的称号是大妃。

可真应了母以子贵那句古话，儿子当上皇帝，生母得到皇后的殊荣，但在封建礼制中嫡母的皇后名分是不能被剥夺的。

可是皇太极在追尊生母的同时却剥夺了嫡母们的名分。

已经成为事实上皇帝的多尔衮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大权在握的他追尊已经当了七年大福晋的母亲为“孝烈武皇后”，这本来就是他母亲早就应该得到的。

乌拉那拉氏的“孝烈武皇后”头衔以及“配享太庙”的哀荣享有还不到一年就因为多尔衮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去世（１６５０年１２月３１日）而成为昙花一现。

为了争取两白旗大臣的支持、稳定局势，顺治在十二月十八日（１６５１年１月９日）下达了多尔衮葬礼“合依帝礼”的命令，并充分肯定了多尔衮当“太宗文皇帝（既皇太极）升遐之时，诸王大臣拥戴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统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的丰功伟绩。

此后七天（十二月二十五日，１６５１年１月１６日）又颁布追尊多尔衮为义皇帝、庙号成宗的诏书，再次肯定了多尔衮“辟舆图为一统，摄大政者七年”的历史地位。

可悲的是在多尔衮被追尊为义皇帝后还不到两个月，就风云突变，已经控制住局面的顺治以“殡服违制”对多尔衮的追夺论罪（顺治八年二月二十一日，１６５１年３月１２日），在籍没家产追夺睿王封爵的同时也就一并撤销了“孝烈武皇后”的尊号，乌拉那拉氏的称号又变回大妃。

在顺治的曾孙乾隆即位四十三年时（１７７８年）下达了为睿王昭雪的命令，充分肯定了多尔衮在“追歼流寇，抚定疆陲，创制规模”，“奉世祖（顺治庙号）车驾入都，成一统之业”的贡献，并对“殡服违制”之说予以驳斥：“朕念王果萌异志，兵权在握，何事不可为，乃不于彼时因利乘便，直至身后始以殡服僭用龙宾，证为觊觎，有是理乎！”而当乾隆皇帝看到实录中记载多尔衮对诸王大臣所说“有忠于皇上者，予用之，爱之；其不忠于皇上者，虽媚予，予不尔宥”，“为之堕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为笃忠”，“明君臣之大义”，“岂可不为之昭雪，宜复还睿亲王封号，追谥曰‘忠’，配享太庙”，大清王朝总算还没忘记这位定鼎中原的决策人。

在乌拉那拉氏的儿子中最有悲剧色彩的就是有勇少谋的阿济格，在皇太极统治时期他的地位始终比两个同母弟弟低，崇德改元封给他的头衔是郡王，而当上了正白旗旗主的多尔衮，即使在当上摄政王后对阿济格也一直心存防范，禁止两白旗大臣同阿济格来往。

阿济格在多尔衮去世后曾在两白旗大臣中游说、劝他们拥立自己继续担任摄政王，并秘密派人通知自己的儿子劳亲“多率兵”来猎所。

顺治及其母亲孝庄皇太后利用两白旗大臣群龙无首的混乱状况争取两白旗大臣倒戈，以至多尔衮集团的骨干额克亲、罗什、博尔惠、吴拜、苏拜等人在护送多尔衮灵柩回京途中，一举将阿济格父子抓获。

继之而发生的就是对阿济格图谋摄政一案的审理，顺治八年正月初六（１６５１年１月２６日）议政王大臣会议对阿济格做出终身幽禁、籍没家产的判处。

性情刚烈的阿济格因在幽所举火**而被处死，也算得上不成功便成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