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2)
我从来也不知道在德累斯顿的那个夜晚发生的事的细节。在战后我的父亲对它进行了描述,他当时从布雷斯劳把一批秘密物质送到无线电台那里。他没有叙述他们的详细经过,我也没有弄明白作为战地记者的父亲为什么再一次地执行这种任务。奇怪的是,维也纳帝国电台的一位工作人员声称,我父亲是被派到那儿调查工作人员中怀疑是第5纵队(工作在一个国家内部,一个秘密的旨在颠覆政府的组织,援助入侵敌人的军事和政治)队员的事情,他找出了几个人。作为在维也纳的扫尾工作的一部分,还有一些死刑被执行,我的父亲可能与此事有牵连。我的确对这两件事情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但是都没有找到证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件事情不是真的。
在我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同老伙伴们一起缅怀往事,一同谈起过去这些秘密任务,一开始是属于这批老伙伴的核心人员的一位。在我父亲去世后的葬礼上提到,在这个退伍老兵的非正式组织里,他们都对我父亲的评价相当高而且以他在战争中的表现感到光荣。直到他们将死之际,这些老兵仍在寻求借口,他们说“命令就是命令”,必须服从。是那些签署这些命令的人,而不是执行命令的人该为此负责。我父亲从来也没有什么心理上的负担方面的迹象,他总是擅长把事情解释过去,他仍然为在那可怕的时候发生的可怕的事情辩护。所有参加这场战争的人都应该为它的恐怖承担责任。
我肯定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他的逻辑能力又是怎么回事呢?我肯定他不是天生的虐待狂。同他的狩猎伙伴一起,他曾为动物受到的折磨感到难过,他同情这些人类的伙伴。在我们小的时候,他总是要求我们对大人要尊重,要有礼貌。
我仍然不确定他是否知道“最终解决”方案和在集中营里发生的事情。我总是假定他是无辜的,但在战后,当这些可怕的掠夺、可憎的迫害以及令人憎恶的大规模屠杀被揭露出来以后,他应该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感到悲痛,假如他是和我们一样憎恨这些事情的话。
他惟一争论的就是敌人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杀戮,如在广岛尤其是在德累斯顿。根据他的思维逻辑,我仍然是太天真了。他会问我在当过兵后为什么没像他在血腥的战斗中一样成熟起来?他会问在我见到这场战争的屠杀接近尾声后,为什么我不明白其实战争的双方谁也比谁好不到哪儿去?我的答案是:“战争导致了对人类的犯罪,但是从来也不会认可对人类的犯罪,为过去的可怕行为辩护会在将来引起新的可怕行为。”我再也不能同意我父亲的观点。在我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和我的父亲都很疏远。在他事先同意不谈论他的观点后,我们举行了最后一次家庭聚会。我们在一起吃晚饭,但是后来父亲又开始了他惯常的激烈演说了。我不得不在桌子下用脚碰了他一下让他停下来,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在战后不到10年的时候,我的父母就分开了,但他们从未离婚。我的父亲1979年在德国去世,我母亲1988年在法国去世,并且也葬在了法国。我姐姐奥娣生活在法国,我妈妈的最后几年是她照顾的,她还管理着妈妈的花园,她怀着极大的创造力与树木和土壤打交道。我的姐姐安吉拉也同她的法国丈夫住在法国。我的姐姐安吉成了一个著名的艺术家,生活在瑞士,她加入了瑞士籍。我的妹妹多尔特同她的丈夫生活在德国。恰好比我小10岁的弟弟乌尔夫第一次心脏病突发时去世(我很幸运自己在犯过5次心脏病后还能活下来),他在辞世之前转而信仰了佛教。我的弟弟乌尔里希生活在土耳其。
1948年,我参加了由占领当局举办的为期6个月的新闻课程,添补了空缺的记者职位,因为这些职位过去由纳粹记者占据。我成了一位记者和旅行作家。1951年,我在驻慕尼黑美军机构里获得了一个平民职位,而且后来继续在美国本土的部队里做一个德语教师。1967年我被批准加入了美国籍,成了一位美国公民。1969年,我获得了来自于美国社会活动家编辑委员会的美国社会活动家奖。我把自己的职业生涯放到了旅游业上,力图促进世界的相互理解。
在成为一个美国公民以前,我去了几趟以色列拜访了集中营的幸存者,我还种了几棵树,而且还尽我所能地捐了款。我与全世界的和平人士和人道主义者都有联系,如阿尔贝特·施韦策尔医生、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圣雄甘地被刺杀后的追随者等等。我还积极地参加了像利诺斯·鲍林博士所领导的裁减核武器运动的和平团体。我讨厌与极权主义者、仇恨群体、极端的狂热者和极端主义者有关的一切事情,尤其是那些对希特勒顶礼膜拜的群体。我自己在战争中的经历在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对和平的热情的追求。我是在充满仇恨和偏见的环境下长大的,我克服了我在年轻时受到的教导,把和平的话语传遍全世界。
对于我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身体和心理上解放了我。我最担心的,就是发生在纳粹德国的事情有一天会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发生。最重要的和平源泉是来自于人们的心里,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是不能改变的也不能被抹杀掉,然而未来要靠我们去创造,而且它的基础之一应该是诚实。通过战争解决的问题会再次出现。只有和平的解决方案才有可能长久。假如我们想阻止一切暴力行为的发生,我们必须在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思想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