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 二(1)

隆美尔独自一人呆在底层那个他用来办公的房间里。他坐在一张巨大的文艺复兴式办公桌的后面，就用一盏台灯照着亮工作。房间很大，天花板很高。一面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戈布兰挂毯。另一面墙上弗朗索瓦·德·拉罗什富科公爵那副高傲的尊容——此公是17世纪的格言作家也是当今公爵的祖先——从沉甸甸的金边画框里往下俯视。溜光的拼花地板上散放着几把椅子，窗前挂着厚厚的帷幔，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房间里除了隆美尔本人之外，再没有别的与他个人有关的东西。这里没有他的妻子露西-玛丽亚或他的15岁的儿子曼弗雷德的照片。没有战争初期他在北非沙漠大捷的纪念品——甚至也没有1942年希特勒兴致勃勃地赏给他的那根华丽耀眼的陆军元帅节杖。(这根18英寸长、3磅重、带有金鹰与黑符号的红丝绒套子的金杖，隆美尔只携带过一次，就在他获得的当天。)甚至连说明他部队布防状况的地图也没有一幅。富于传奇色彩的“沙漠之狐”还跟以前一样，躲躲闪闪，捉摸不定；他可以一下子走出这个房间，连一丝痕迹都不留下。51岁的隆美尔虽然看上去显老，却和以往一样精力旺盛。B集团军群无人记得哪个晚上他睡眠超过五小时。这天早晨，和往常一样，他不到4时就起床了，此刻也在不耐烦地等待6点钟的到来。那时他将和幕僚们一起用早餐，然后就可动身去德国了。

这将是隆美尔几个月来的第一次休假。他打算坐汽车回去。希特勒坚持他的高级军官必须用“三个引擎的飞机……而且每次必须有一架战斗机护航”，这就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乘坐飞机。好在隆美尔也不喜欢坐飞机。他将乘坐他那辆有活动车篷的黑色大霍奇，走8个小时，回到他在乌尔姆市黑尔林根的家。

他一直在期待着这次旅行，可是作出走开的决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隆美尔的肩膀上负有巨大的责任，那就是盟军一开始登陆便立刻将其击退。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遭受了一个又一个灾难，已有点步履不稳：成千架盟军轰炸机日日夜夜连续猛炸德国，俄国强大的兵力进入波兰，盟军兵临罗马城下——不可一世的国防军到处在被击退、被歼灭。德国虽然离打输还很远，可是盟军的登陆将会是决定性的一役。处在生死存亡关头的正是德国的未来，而这一点隆美尔心中比任何人都清楚。

然而这天早晨隆美尔却准备回家。几个月以来他都希望6月初能回得国去呆上几天。有许多理由使他现在相信他可以离开，虽然他绝对不会承认实际上是自己非常需要休息。

就在几天之前他打电话给他的上级，年迈的西线总司令、陆军元帅葛尔德·冯·伦德施泰特，请求暂时离开。请假立刻就获准了。接下去他有礼貌地拜访在巴黎附近圣热尔曼-恩-赖尔的冯·伦德施泰特总部，去办正式请假手续。冯·伦德施泰特以及他的参谋长君特·布鲁门特里特少将见到隆美尔憔悴的面容，都不免感到震惊。

隆美尔确实是既紧张又急躁。从1943年将近年底他来到法国的那一天起，何时何地与盟军交战就成为一个几乎难以承受的负担压在他的身上。和海岸前线所有人一样，他一直生活在焦虑的梦魇里。他老得去揣摩盟军的意图——他们将怎样进攻，打算在哪里登陆，特别是：什么时候。

只有一个人真正了解隆美尔的紧张心情。对他的妻子露西-玛丽亚，他毫无保留地倾诉一切。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他给她写了40多封信，几乎每两封信的一封里，他都对盟军的攻击作了新的预测。

3月30日，他写道：“现在3月快结束了，而英美仍然没有开始进攻……我开始相信他们已对自己的打算失去信心了。”

在4月6日的信里，他写道：“此间紧张情绪日益加剧……很可能离决定性的事件只有数星期

了……”

4月26日的信里他说：“在英国，斗志很低……罢工接二连三地发生，‘打倒丘吉尔和犹太人’与要求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一次冒险的进攻来说，这些都是凶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