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职”风波(1)

或许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当我第一次领到盖有钢印的国家正式工作的那份欣喜，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塑料本本，可它却表明了我将不再是一个随时被辞退的临时工，表明了我将不再是一个无依无靠的游子，从此我将是广州这个城市的一分子，为了今天这正式的工作，我像一叶小舟飘荡了近十年，终于停靠在了一个属于我的港湾里。

在广州的几年里真是有太多太多的事让我难已忘怀，当我一次参加由文化部主办的“全国十佳歌手”比赛时，可以说当时的心情不像是紧张，而是一种恐惧。面对强手如林的参赛者，面对着一道接一道的初赛、复赛、直至总决赛，我真的有点惊慌失措！当时也不知为什么嗓子莫名其妙的发炎，体温也像是发了疯一样的上升。就在我想退出的时候，团里的两个女舞蹈演员赶了好远的路给我送来了她们亲手做的鸡汤，我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当宣布我入围获得“十佳歌手”时，也是她们在观众席里第一个举起了挥动的手，在几千人的体育馆里我一眼就找到了她们，就这样，我在舞台是默默地注视着她们。。。。。。

1990年，我在广州电视台的推荐下参加了“第四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我想每个参赛的歌手都会有一种重生的感觉，记得在参赛之前我曾收到爸爸及亲属的一封电报，妈妈患恶性脑瘤已经到了晚期并转至北京，那高昂的手术费以及在治病期间的衣食住行根本是我家无法负担的，这时，汕头举办了一个“影视歌星”演唱会。想到家里这样急需要钱给妈妈治病，我赶到了汕头，两天演出完后我急着赶回广州，偏偏当天阴云密布飞机无法起飞。当时我想这下完了，团里肯定要批评我了，第二天当我匆匆赶到团里演出的剧场时，还没等我来得及去做任何解释就有一个领导说：“你来干嘛，今天的演出你不用上了，”就这样团里向广东省的演出部门发出了禁止我演出的通报，并停止了我的工作，扣发我的工资，在此期间上海国际电视艺术节邀请我去参加的演出被驳回了，拒绝的理由是“正在犯错误，表现不好”，我想做一名歌手的演唱生涯是短暂的，在短暂的生涯里究竟能有多少这样的大型演出的机会呢？对于我误了团里的那一场演出，我已在口头及书面作了检查。当我妈妈病危急需帮忙时我向团里提出这一恳求，得到的回答却是：“团里没办法解决”，在中央电视台举办的“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中当我得知自己获得了冠军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这一喜讯告诉团里，我觉得我所得到的荣誉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所能拥有的，在比赛过程中失去了妈妈，自己也因在北京水土不服以及伤悲而体重下降了十斤。当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广州时，周围听到的却是一缕缕“哼！这下张咪又该狂妄了”这样的闲话，难道一个人在生活中不善言辞就可以认为是狂妄吗？在广州歌舞团，我一直住在十几平米的又黑又暗又阴得没有厨房没有洗手间的小屋里，以致我的腰腿每逢刮风下雨就隐隐作痛，！我辛辛苦苦攒下的钱买了钢琴也因潮湿而走音，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得罪了谁？一天夜里我遭到了夜半袭击，一个砖头飞入我的房间，打碎窗户和玻璃，玻璃的碎片飞了一床，把我从梦中惊醒，那一整夜我蜷缩一边，害怕得无法睡去，就这样呆呆得坐到天亮。没有办法我只好到处去奔走去租房子，我已经记不起自己搬了多少次的家了，因为租房子总是不安定的。如果说我是歌舞团的成员，那么团里就应该是众多成员组成的一个大家庭，一个保护体，我为了租房子，为了妈妈生病时交齐昂贵的手术费不得不去打工，我一直都努力的想权衡好家庭的困难与团里工作的矛盾。没想到比赛之后等待的却是一张一米多长的白纸黑字的大字报“通告”。比赛之后我回到广州时，团里的大部分人员都已外出演出了，当时并没有我的工作安排，这时我受上海电视台之邀去做电视节目时遇到了广州太平洋艺术团，因为当时我口袋已无分文，便随太平洋演出了几场，团里发现我跟太平洋演出便大发雷霆，并有人说：“这次不把张咪在全国搞垮决不罢休”难道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法吗？那时，他们已经向全国各地许多城市通报及电话发出了禁止我演出的禁令。这给我的名誉带来极不好的影响，那些日子我被通报，被停发工资，那失去母亲的悲痛还没有平息却又为这一烦恼而流泪，他们知道我在广州孤单无助，也知道我是怎样的微乎其微，更知道整垮一个我是多么的容易，我的精神首先被他们整垮了，我吃不下去，也无法入眠，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想起了那位曾帮助过我的人，我给市长写了一封信，说出了自己的心情和委屈，信发出后很快得到了市长的重视，并派了一个宣传部的调查小组调查此事，这时团里上上下下传出“张咪把歌舞团给告了”！这事告到了市长那里，我已经看出他们的气愤。许多天过去了，我的事情迟迟没有消息，我几次催促团里能尽快对我的问题有一个结果，就因为我跟随太平洋演出一事我已经作了书面检查，我想参加工作，又跑去文化局崔问此事，但是毫无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