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禁地2(1)

太傻，太麻木了！一开始他居然还抱着幻想，还不明白自己已成了阶下囚！他绝对不相信，对着自己从小追随的**会没理可讲？省委弄错了还有中央呢！党中央**会弄清楚的。他相信只要摆脱了原单位，到了别的地方向上级说明真相，问题就会解决。

那一次不平常的经历，给了他这种信念。

1955年，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运动一开始，白刚起初是惊讶，有点不相信，但是随着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一批批的公布，机关内一次次的学习批判，他也不得不由怀疑、惊讶而检讨自己警惕性不高了。检讨归检讨，心中却一清如水。因为反革命一词和他绝对不沾边。所以这种检讨是轻松的、愉快的，学习中还说说笑笑，毫无防人之心。随着报上陆续公布一些胡风分子的材料，他在学习中曾说这个人我见过，是个有名的诗人，诗写得很好，在解放区他找过我们的一个同学，想不到他也是个反革命。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过了十几天，主持学习的领导全业兴同志，笑眯眯地问他那个同学叫什么，在哪里工作。不久，学习转成了“运动”，扩大了反的对象，不仅反胡风，而且变成了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这就是有名的“肃反”运动。令人诧异的是，白刚竟然成了“肃反”的重点。让他交待他谈到的那个胡风分子和跟那个同学的关系，还有和另一个在全国作协工作的同学的关系。接着便搜查了他的宿舍，他的办公室，把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个底朝天。把他的信件、日记、诗歌小说草稿和一些笔记本全拿走了。

想不到他还真经得住审查，那么多东西中竟找不出有严重问题的话来，和那几个人也没有什么往来。但是在那种无限上纲的年代，要整你问题总是可以找出来的。他们集中地追问他在一个笔记本上写的几句话，他说写的什么早忘记了。他问写的什么，他们却不告诉他。僵局持续了好几天，全业兴才十分神秘地提示了一句话：“你反对文艺写工农兵，这思想有没有？”他一直因为自己面对的都是知识分子没法写工农兵而苦恼，怎么会反对写工农兵呢？当然不能承认。全业兴说：“你不要顽固不化，我们一再追问这个问题，是有证据的。‘不能写工农兵!’这句话是你写的，白纸黑字，你还想抵赖吗？”全业兴龇出了一排黑牙笑了，声音也缓和下来，表现了十分与人为善的样子劝说道：“你好好想想吧！领导没根据，是不会批判你的，机关这么多人，为什么不批判别人，单单批判你们几个？”白刚也迷惑了，看来领导是有根有据的。可是我没这种思想怎么能写出这种话来，他没有立即回答。

大家气愤了，一次又一次地喊叫，但是白刚仍然没有说话。全业兴两眼笑眯眯，悠然自得，稳操胜券的样子，一任大家喊叫，他在屋子里倒背着手走起溜来。在他转过身去的时候，白刚看见他手里拿着一个红皮的漂亮笔记本。白刚眼睛一亮，认出来了，是他的笔记本，那还是1949年参加全国第一次团代会时的纪念品。他突然想起来有一次到北京去开会，他找过他大学的一个老师，现在是全国作家协会的一个领导。白刚谈了自己的苦恼：做学校工作，面对的是教员、学生，很少接触工农兵，没法创作。当时他正是把**说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就必须写工农兵，当作天经地义的。他的老师解释说：“你不能写工农兵也可以写一写教员、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写知识分子那时一直是禁区，老师、理论界权威这么一说他觉得很有启发，便记在了这个笔记本的后面。正是在这句话的启发下，他写了几篇关于青年学生的小说。对了，可能就是这样的话引起了怀疑，可是这样的话又有什么问题呢?

在大家喊声的间歇中，白刚突然喊起来了：“不会是只有一句话，前后一定还有话。”

会场立即安静了下来，大家都把眼光投到了全业兴身上。全业兴停住了悠然的脚步，愤怒地说：“没话怎么样，有话又怎么样?不能写工农兵这几个字是你写的，意思还不清楚吗?”

“前后有话那不一样，我记得好像是‘你不能写工农兵，也可以写一写教员、学生、青年知识分子’。”白刚犹犹豫豫地背出了这段话。

全业兴没有因为揭露了他的断章取义而尴尬，反而胜利了似的皮笑肉不笑地说：“对!对!你一个字不差地背下来了，可见你是铭刻在心，当作座右铭的。这意思不是仍然说你不要写工农兵，去写知识分子吗?**要文艺工作者深入到工农兵中去，写工农兵，要深入生活，胡风也没公开反对，但他说‘到处有生活’，这一句话就把**的文艺思想全否定了。既然‘到处有生活’，那还深入生活干什么，也不用深入工农兵了，实际上也就不必去写工农兵了。你写的这几句话比胡风说的那句话更直截了当，更露骨。干脆就明确主张去写知识分子。你这不是反**思想是什么?”

领导这一分析，就等于定了调子，在那种运动里，谁也不敢和领导唱反调，于是开始了更激烈的没完没了的批斗。白刚如实交待了他和老师谈话的详细经过，谁知道这造成了另一个批斗的**。

一天深夜，在一个灯火通明的大会议室里，坐满了全机关的人，而且破例包括了机关的全体领导和下属单位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