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世界说明中国》目录(2)

人民之间的友好是非常重要的

（2000年8月17日在北京与美国驻华大使普理赫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记录）

中美之间的沟通要成十倍地加强

（2000年9月1日在纽约会见美中贸易促进会会长爱德华·莫瑞森的谈话）

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往往不准确

（2000年9月14日在旧金山接受《旧金山纪事报》采访记录）

中国的变化是很快的

（2000年11月2日在北京日本驻华记者茶话会上的谈话）

中国的进步是实实在在的

（2001年9月8日在伯尔尼与瑞士《商业金融日报》总编辑皮埃尔·维亚的谈话）

文化的理解是最重要的基础

（2001年9月14日在柏林亚太周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

战略性伙伴的合作

(2002年2月22日在北京会见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首席执行官李文的谈话)

中国人为民主奋斗了一百多年

（2002年3月29日在北京会见瑞士新闻代表团的谈话）

媒体要在中日关系间起稳压器的作用

（2002年5月13日在东京中日媒体研讨会上答记者问）

时代造就英雄，英雄推动时代前进

（2002年10月13日在东京与日本著名电视时政节目主持人田原总一朗的对话）

北京是产生世界新闻的地方

（2002年11月5日在北京会见加拿大广播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罗宾诺维奇的谈话）

中国的社会制度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

（2002年11月22日在北京会见日本主要新闻媒体评论员访华团的谈话）

上帝并没有要求各国的政治制度必须一样

（2002年12月11日在北京会见世界报业协会访华团谈“新闻自由”）

中国人同情犹太人的经历

（2003年1月3日在北京与以色列驻华大使海逸达博士的谈话）

只要交流，彼此就会有影响

（2003年1月23日在北京会见美国犹太人联合会主席杰克·罗森的谈话）

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

（2003年3月20日在北京会见美国星光映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谢诚刚先生一行的谈话）

中国人对韩国的了解越来越多

（2003年6月25日在北京会见韩国国政弘报处代表团的谈话）

圣彼得堡人很懂文化艺术

（2003年8月19日在圣彼得堡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俄《消息报》采访）

我们应该尊重别人的信仰

（2003年9月12日在北京会见伊朗通讯社社长纳塞利的谈话）

中日关系的发展令人忧虑

（2003年10月24日在北京会见日本《产经新闻》主笔住田良能的谈话）

德国人崇尚哲学，中国人也一样

（2003年10月29日在北京会见德国《时代周报》经济部主编霍伊斯尔的谈话）

重要的是交换意见

（2003年10月31日在北京会见美国道琼斯公司执行副总裁兼首席运营官扎尼诺的谈话）

在亚洲经济走廊中有很多盏路灯

（2003年11月10日在北京与基辛格博士等人的谈话）

不能为保留某些文化而拒绝现代化

（2003年11月14日在北京会见新西兰自然历史公司董事、总经理史达民先生的谈话）

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比不上中国对美国的了解

（2004年2月13日在北京会见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的谈话）

巴黎是有魔力的，平遥也是有魔力的

（2004年2月13日在北京会见法国桦榭出版集团国际总裁让·保罗一行的谈话）

中日关系中，有些事情就不应该发生

（2004年4月4日在北京会见日本外相川口顺子一行的谈话）

全面观察，才能对中国经济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2004年4月19日在北京会见香港《南华早报》财经采访主任陈宜宁的谈话）

中国人权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2004年5月10日在北京会见第三期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高级外交官访华团的谈话）

对不真实的报道，不能完全沉默

（2004年7月9日在北京会见第九批非洲高级外交官代表团的谈话）

对互联网放弃管理，是对社会不负责任

（2004年9月6日在北京会见英国贸工部电子商务部部长腾思文的谈话）

我们之间开展网络与出版方面的合作不谋而合

(2004年9月7日在北京会见英国《金融时报》亚洲版总裁李尔庭先生的谈话)

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2004年11月22日在北京会见日本主流媒体论说委员访华团的谈话）

目前中日关系“政冷经热”

（2004年12月9日在东京与日本15位国会议员的谈话）

文化差异使我们彼此产生好奇心

(2005年3月3日在北京会见国际艾美奖主席布鲁斯·派斯纳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