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大妞在北京88

端午节来了，邻居家门上都插满了艾蒿。马路上到处都打着卖粽子的广告。

上午到海淀区黄庄中关村大厦一家公司面试。去了才发现那公司是卖几千块钱小软件的小作坊，公司连老板带员工都挤在一间屋子里，老板竟然开口闭口地问我有多少客户。放屁，我要是有那么多客户我来给你打工？我无法想像该怎么与这头蠢猪打交道。

定定说晚上不回来了，要与同学吃饭。我什么也没说，放下电话，电话里的小人不停地追问，听到了吗？听到了吗？

天阴沉沉的，像要下一场大雨。

一个人趴在窗前看着外面，黑沉沉的天空、邻居家疯长的蔬菜，绿得不怀好意的树叶。一切就像俄罗斯阴郁的油画，只差条条狂斜的暴雨。

待到晚上，没有一个电话，心里郁闷至极。想给“三文鱼”打电话，才发现，电话号码早删了。凭记忆拨了过去，里面有一个中年女人粗声问找谁，我忽然发现我连“三文鱼”的真名都不知道，于是小声地说了一句：“三文鱼。”

“找谁？”

“三文鱼。”

“有病！”

然后便是忙音。

我有病？是，我是有病，我病得还不轻。

窗外已完全黑了，但是雨一直没下。

挑了一件桃红色吊带上衣穿上，找出一个两年前的口红。出门打了一辆车，对司机说我想去一个人多热闹的地方，司机说那就去“芭娜娜”吧？我说好。

路过药店的时候，我去买了一瓶安定，或许能用上。

到了里面，为时尚早，只有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在舞池。那个男人又高又壮，笨拙别扭地一个人独舞。我觉得这个男人就像我，年岁不小了，却没有舞伴，只能傻逼一样独自跳着最难看的舞步。

生活一直是狼狈不堪、乱七八糟的，却拼命在用试错法努力，结果不过就是从一种狼狈不堪走向另外一种狼狈不堪，不知试到什么时候是一个尽头。

我看见一个飘在空中的我同一个躺着的我谈话。就像《色情男女》里死后的尔冬升宽慰一个要死的人一样。

空中飘着的说：“喂，伙计，为什么不振作一下呢。只要往好处想一下，挺一挺就过来了嘛，失败了可以重来嘛！”

躺着的回答也同尔冬升一样：“我是人呀，是人总得要体面，有情绪嘛。”

飘在空中的立即明白了，打了一个响指，道：“嗯，这就是做人的弱点。”

这样想像着，又觉得不对。飘在空中的我头上应该再有一个光环，这样形象会好一些，只好又重新想一遍。

当我第n次想像着这个场面的时候，舞池里已充满了人，我再也没找到刚才那个独舞的傻逼。

或许，这个晚上我不会回去了。定定再也找不到我，他也不必悲伤，也许我找到了更好的存在方式。

我也许就是他走路时抬头看见的一朵肥白的玉兰，或者是角落里他踩到的一片墨绿的苔藓，或者是在小河边拣到的一块石头，再或者是窜过他身旁的一条糊糊涂涂的土狗。

总之，我并没有离他远去，只是不再以人的形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