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1964年 百花奖历史篇章

1962-1964年百花奖掀开群众性电影评奖历史篇章

百花奖：从盛放到夭折

中国电影金鸡奖和百花奖，以前人们一直简称它为中国电影双奖，这也是中国电影界创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两项国家级的电影评奖活动。当我们回首在上世纪严峻政治局势的襁褓下“出生”的百花蓓蕾时，一段黯然隐入历史深处的事件渐渐显影。我们寻找到当年曾经参与“百花奖”统计记录工作的王雄老先生，他也是原影协办公室主任。时隔整整40年，这段被封尘的历史才显露出来，让人们重新认识。

口述影像：一段历史的遗案

1964年3月1日，第三届百花奖开始征集选票，得到选票近90万张，共评出15项45个奖。原定于6月下旬颁奖，但获音乐奖的《怒潮》被诬陷为是替彭德怀翻案，如按结果发奖，定会招致围攻和批判。无奈之下，影协只能佯称选票正在统计，发奖时间延期。最终拖到年底，不得不违心地自诬获奖影片没有体现党所倡导的文艺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呈请上级批准撤消此次评奖。至此，百花奖黯然隐入历史深处。

从诞生说起

1961年6月，在**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化部召开“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之后，中国影协立即在所属的电影刊物《电影艺术》和《大众电影》上开展“四好”的宣传，并积极筹划群众性的电影评奖活动。关于奖项的名称曾经过反复的讨论，在王雄老先生保存的当年会议记录上清楚地记载着1961年9月12日为这项群众电影奖命名时的情况。当时影协书记处书记黄钢曾提出名称为“大众电影读者评选1960—1961最佳电影奖”，由于名称过长念起来也不太顺，后来又提出是否叫“百花奖”、“工农兵奖”，大家一致认可“百花奖”这个名称。最终定下来名称为“大众电影百花奖”，并确定每年举办一次，由《大众电影》的读者评选出获奖国产影片。该奖设立故事片奖，分设最佳故事片、编剧、导演、女演员、男演员、电影配角（正角或反角）等15项大奖。

12万名读者的评选

首届由当时在群众中影响甚巨的电影刊物《大众电影》主办，近12万名《大众电影》读者评选的国产电影“百花奖”的颁奖典礼于1962年5月22日在北京政协礼堂举行。郭沫若、周扬、夏衍、陈荒煤、蔡楚生、田方等各界领导出席。陈毅、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还为获奖者题词，由于当时经济困难，连做奖杯的铜都没有，所有获奖的制片厂得到一张奖状，个人荣获一个纪念奖牌并以这些文艺界领导们的墨宝作为奖品。获奖人员先后到石景山钢铁厂、驻京部队、学校与群众联欢，这种前所未有的群众文化活动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在全国引起了轰动。

1964年百花奖评选顶风出台

1963年底，文艺界开始了整风运动。第一、二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也受到一些非议。一些支持创办“百花奖“的领导同志，一方面继续肯定”百花奖“的群众评选电影的形式；另一方面也要求影协总结经验，扩大参与评选的范围，要深入到农村、工厂、连队去组织工农兵各阶层群众参加评选。据此影协与有关职能单位研究决定：第三届改由中国影协主办，中央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电影处、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电影发行放映总公司联办。投票对象不再限于《大众电影》的读者。评奖项目仍然是各片种、各行当共15个奖项，但增加获奖名额，以得票多少为序，不再冠以“最佳”名目，统称为“百花奖”。

待了的公案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9年《大众电影》得以复刊。而《大众电影》“百花奖”在读者的热烈企望中也于1980年重新恢复。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仍从第三届开始，而对于1964年由影协等单位举办的未能绽放的第三届“百花奖”，采取了隐晦的态度。现在看来，这样处理有欠妥当，被迫封锢的第三届“百花奖”应该实事求是予以公正的了断。这样才不负于当年积极参加评选电影的广大观众；不负于获奖却没能领奖的电影工作者，尤其是那些在“文革”中逝世的电影家们。

未能公布的1964年“百花奖”主要奖项获奖名单：

故事片奖《南海潮》、《甲午风云》、《停战以后》编剧奖蔡楚生、陈残云、王为一、白辛、辛毅等导演奖蔡楚生、王为一（《南海潮》）、崔嵬、欧阳红缨（《小兵张嘎》）、林农等男演员李默然、张平、安吉斯等摄影奖王启民、张翬、李生伟等女演员王小棠、吴文华、王丹凤等音乐奖雷振邦、巩志伟、吕其明、肖珩等配角奖石晓满、王心刚、田华等美工奖卢淦、史维钧、黄冲等备注投票对象中，工人占，农民，战士，干部23%，学生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