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 奇葩《闪闪的红星》

1974年故事片“奇葩”《闪闪的红星》

潘冬子：非常岁月里的闪闪童心

1973年，“样板戏”已经开始走下坡路，无论是普通观众还是创作人员都对“样板戏”产生厌倦心理，因为群众的要求和电影工作者的拥护，停顿了7年之久的故事片创作逐渐恢复起来。拍摄故事片是让当时的不少电影厂和电影导演颇为兴奋的事情，因为较之拍“样板戏”的“不走样”来，故事片的创作自由度大了很多。

口述影像：“潘冬子”与一部戏的传奇

原著小说《战斗的童年》

1961年作家李心田出版了《两个小八路》很受孩子们的欢迎，三年后《战斗的童年》完成。故事讲的是江西根据地的一位红军，长征时给家中留了一顶帽子，帽子里有他的名字，后来这位红军的儿子拿着帽子找到了他的父亲，帽子上有一颗红星。李心田留下的誊清稿得以在197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恢复出版工作后出版，最后更名为《闪闪的红星》。小说流传开来，八一厂很快把它拍成电影。

《闪闪的红星》拍摄于1974年，与另一部经典儿童影片《小兵张嘎》的拍摄相隔11年，比较起60年代故事片的创作空气，《闪闪的红星》的拍摄是在“文革”时期，这部彩色的儿童影片对于八一厂，对于整个摄制组来说都更像一项政治任务。当年的电影界很流行的一个口号是“上不上是个立场问题，拍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水平低、功力不够都可以谅解，但是政治立场却一定要站稳、站高。于是在接到拍摄任务后，1973年的9月下旬，摄制组就点齐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奔赴江西外景地。

妙手偶得潘冬子

一部儿童电影的成败，小演员的表演成功与否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就像当年北影厂拍摄《小兵张嘎》时选择“嘎子”一样让导演伤透了脑筋。但是《闪闪的红星》情况有很大不同，那些孩子身上十分宝贵的调皮和捣蛋不可能在“文革”时期紧张的氛围下重现，而十分幸运的一点是，“潘冬子”浓眉大眼、胖胖脸蛋的可爱形象实在给观众留下太深的印象。

副导演师玮由导演李俊安排为负责挑选和指导小演员的工作，师玮在五六十年代就活跃在影坛上，出演过《不夜城》、《秘密图纸》等影片，这次选“潘冬子”由于剧本已经定位成塑造小英雄，并按照“三突出”的原则全片几乎所有情节都要围绕他展开，小演员成为矛盾与剧情的中心，这给选角带来很大的压力。

师玮与几位副导演在北京市内的一些小学看了一百多个孩子，但是一无所获。正巧当时赶上劳动节各校文艺活动汇演，年仅9岁的三年级学生祝新运在学校演出让电视台看中，在电视里播放时引起摄制组注意———这个孩子给人的感觉从形象和气质上都非常符合剧情中的“潘冬子”，总导演李俊更是当即拍板，就是他了！

“潘冬子”笑场挨训

对于一个刚刚9岁的孩子来说，离开父母身边跟随一些不熟悉的人跑到很远的地方拍电影的确是一件很害怕的事情。而拍儿童影片最难的也是引导小演员进入规定情景，让孩子们相信剧中的故事是真实的，才可能投入进入。但是一进入拍摄现场，祝新运却总入不了戏。在拍冬子妈被胡汉三率领的白狗子还乡团烧死在草房中的重头戏时，要求潘冬子望着熊熊烈火，流着眼泪阻止试图冲进去救妈妈的乡亲们。师玮启发他：因为这场戏他成了没爹没妈的孤儿，剩下一个人怎么办？说到伤心处，师玮不禁哽咽起来，没想到9岁的祝新运却觉得挺好玩，一下子笑出声来，全场顿时哗然。散场后导演李俊十分严肃地训了小家伙一顿，自那以后，祝新运再也不敢走神了。

潘冬子的“不惑之年”

少年得志的祝新运因为《闪闪的红星》一举成名，虽然当时得到的“报酬”只有一本影集，上面写着：“祝新运同志留念，八一电影制片厂《闪闪的红星》摄制组赠，1975年9月11日”，但是“无形资产”却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这就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度。

那时祝新运最大的愿望就是当解放军，后来他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果然进入八一厂，从场记，到副导演再到导演。面对过去的辉煌，祝新运说：“人们对于潘冬子，忘掉也好，不忘掉也好，我觉得都是我的幸运。”或许所有的童星在走过少年、走过青年时代后都会有相似的困惑，正如祝新运所说：“当你再朝你的人生道路上往下走的时候，就有了一种束缚，就是这种东西，成了制约自己发展的障碍。”